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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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第5页）

。

他指出：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知识程度不够，所以应该一面实行宪政，一面继续训政。

但边区的事实是，那些从来没有被训过的老百姓，在边区的各个村庄里开会讨论村选、区选、公粮等问题。

1940年3月，晋察冀边区有党、政、军、民各界领导人参加的边区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

各界也都成立了宪政促进会。

24万妇救会会员全都参加了妇女界宪政促进会，25万青救会会员也都成为宪政促进会会员。

在边区的各个村庄或工场，部队或学校，都成立了宪政促进会的组织，边区的报纸上开辟了“宪政问题”

一类的专栏，边区到处都是“实行宪政”

的呼声。

必须承认，尽管在要求国民党政府实施民主的大方向上，中共与其他中间党派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立场上并不总是相同。

以建立西方民主体制为目标的中间党派，既不满于国民党的集权统治，也对共产党拥有自己的武装，并频频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感到忧虑。

作为处于国共夹缝中的他们，向国共两党提出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两个要求。

可以认为，前一要求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后一要求则是针对共产党的。

中共对此持有警惕。

中共认为，蒋介石正在用决心实行宪政的允诺拉拢各小党派和中间派分子，孤立中共，同时把内战与摩擦的责任推在中共身上，“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中有反对内战停止摩擦实行宪政的好意的要求，但他们对于国民党是内战的挑拨者和摩擦的主动者则不了解，对蒋实行宪政的口号允诺则有幻想”

。

对此，中共中央提出的对策是：与各中间党派一起，提出反对内战、停止摩擦的要求，但说明谁是内战与摩擦的主动者，将反对内战、反对摩擦的口号抓在我们手中；与各中间党派一起，要求实施宪政与民主政治，指出今天我们决不能以口头的允诺为满足，而必须认真的实行，首先要求国民大会代表改选及各党派和爱国人士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利用具体事实揭破当局过去实施宪政之毫无诚意，说明在抗日反汪的斗争中实施宪政与民主之必要。

由于中共集中力量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国家民主化方面缺乏诚意，并使各中间党派深切地了解到这一点，从而消除了一些人的误解，化解了中共与部分民主人士的矛盾。

三　民主力量的联合

在推进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各中间党派逐渐意识到单个党派力量的薄弱，意识到各党派采取联合行动的力量，他们开始酝酿成立一个联合政治组织，在国共两党之外扮演一重要角色。

1939年10月7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李璜等人在聚会中提出了建立联合组织的问题。

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担心“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影响抗战前途甚大”

，两党之外各小党派如果零零散散，就没有力量说话，没有力量调解，“只有各小党派先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力量，才能牵制国共两党，不许他们打内战，而要团结合作，一致对敌”

。

二是看到抗战初期各抗日党派所争取到的一些民主权利受到限制或取消，国民党不仅反共，也打击各小党派，“甚至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

，因此，各小党派应联合起来，“对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

。

与会者商定，联合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

。

此时其他各党派的人士，如救国会的沈钧儒，第三党的章伯钧等也在酝酿成立联合组织。

经过各党派之间的多次聚会商讨，各党派就时局、组织与纲领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

第三党的章伯钧，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国社党的罗隆基、罗文干，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以及无党派的张澜等人参加了成立会。

会议选举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等人为常务干事，黄炎培为主席。

会议讨论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

为取得合法地位，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猜疑，《信约》强调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