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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第3页）

他认为宪政的实施“是人类生活和国家组织的进步”

，因此必须“迅速完成我们民主宪政的建设”

。

元旦这一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黄炎培等人在重庆创办了大型政论性杂志《宪政月刊》，立即引起社会的关注，第一期出版两天后就销售一空。

《宪政月刊》以宣传民主宪政为主旨，沈钧儒、郭沫若、陶行知、史良等各界知名人士纷纷为其撰文。

它成为宪政运动中的一块重要舆论阵地，在国内有很大影响。

此后，由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后正式由民盟接办）、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民盟云南省支部主办的《民主周刊》等一批杂志相继创刊，与各民主党派原有的《国论》《国讯》《再生》等报刊一道，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

在它们的影响下，分布于大后方各地的报刊，如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华西日报》、昆明的《云南日报》、西安的《秦风日报》等，也接连不断地发表社论和短评，强烈敦促当局改弦更张，以挽救当前严重的危机。

《华西日报》从5月10日至6月13日陆续发表了要求民主的社论17篇。

其中《中国要怎样才能实现民主》的社论大声疾呼：“抗战到了今天这个决生死的严重关头，能民主则胜利而生存，否则必遭敌人毒手而败没。

前途危难，不堪设想。

所以克服民主化的困难，也就是事关存亡的任务，无论如何非完成不可。”

国统区内形成了强烈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社会舆论。

各种形式的宪政座谈会，对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宪政月刊》就每月召开一次宪政座谈会，邀集各界民主人士评论时政，批判寡头政治，宣传“主权在民”

的思想，要求国民党实施真正的宪政。

座谈会的规模越办越大，并持续了两年之久。

杂志与座谈会互相呼应，使其成为抗战后期最重要的民主论坛。

各地以各种形式召集宪政座谈会，民主党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分子在这些座谈会上发挥了核心作用。

人们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

是民主和人权，“没有民主，没有言论结社自由，就不能真正由人民研究宪草”

，“实施宪政就要保障人权”

，“有宪草而无人权，不能算是宪政”

。

人们还对“五五宪草”

展开了剖析和批评。

各种各样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1944年2月，张澜与青年党领导人李璜等在成都发起建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

。

此举获得各地人士的广泛响应，不少地方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重庆、成都、昆明的许多高等学校都组织了研究民主宪政的团体，它们举行各种座谈会，开设民主讲坛，邀请各界知名民主人士前往讲演指导，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

在昆明，以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学校为基地，宪政运动迅速在学术界、教育界中展开。

1944年1月底，昆明成立了“宪政讨论会”

，省政府主席龙云亲任常务理事。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昆明各大学的教授们成立了“宪政讨论会研究委员会”

，20多位知名教授出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