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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第5页）

。

民族工商业家也开始投身到争取民主宪政的运动中。

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5个实业团体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

人们在会上大声疾呼：“民族资本家要被官僚资本吃掉了！”

章乃器、吴蕴初、吴羹梅等80多位工业界代表同声呼吁：“要求政治民主！

要求生产自由！

要求人生保障！”

他们还联名向国民党提交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送交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要求国民党以民主的精神改变政策。

9月1日，黄炎培与工商界、文教界人士共30人联名在《国讯》和《宪政月刊》上同时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此国难危重之际，“与民更始”

，“一新气象”

，加速改革，以期“迎最后胜利”

。

《献言》提出了9项主张，要求及早实施“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

；对于约法所规定的人民的各项权利，“如身体与财产之保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亦须予以实际的充分的享受与保障”

；“切实开放言论”

；“必须给产业界以一切解放，简化各项法令与手续，维护其一线生机”

；“行政机构，自中央以迄基层，一切法令，皆须绝对公开，与民更始”

。

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人士对时局的发展深感忧心，对最高当局实行独裁、压制民主的行径极为不满，他们也成为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

国民党军政界元老李济深、柳亚子、黄旭初等同情、支持民主人士和爱国青年，他们在桂林发起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

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

，开展各种宣传民主抗战的活动。

针对河南战事的失败。

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济深发表广播演说，抨击失败主义，要求政府加强民主，组织民众，实行抗战，得到了大后方各界人士的响应。

7月初，沈钧儒、章伯钧等联合文化界人士20人致电声援，他们称赞李济深的广播讲话“义正辞严，震铄中外，尤为武汉会战以来所仅有之巨吼”

，表示愿与其“愤切同仇，敢贡赤忱，誓为后盾”

。

宪政月刊社、国讯社、《华西日报》等也纷纷致电和发表社论，对广西方面表示响应和支持。

1944年底，李济深致书蒋介石，尖锐地指出：“你现在这样抗战不行，无民主，无人民拥护。

现在只有实行民主，发动人民，抗战才有前途。”

在屡次要求无果的情况下，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等人于年底在桂林酝酿建立一个国民党内民主派的组织，反对独裁势力，以推动国民党内的民主改革来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

三　民主宪政运动取得初步成果

在社会上展开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同时，国民参政会也展开了一场要求扩大其职权的斗争。

由于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具备对政府的制约功能，参政员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面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腐败和经济崩溃，国民参政会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要求扩大参政会职权的要求，几乎在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便被提了出来，只是由于战事紧张，被暂时搁置起来。

现在，在民主宪政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参政会内的民主人士再次提出了扩大其职权的要求，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的作用，以遏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