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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联合政府的提出以及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不同主张（第5页）

国民党一党政府内的个别人事变动并不能改变现在的国民政府及其政策。

既然国民党不愿改变态度，继续谈判毫无意义。

周恩来提出：国民党果然要革新政治，表示其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首先实现如下四条：（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中共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的真相，遂产生了绕过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想法。

12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谈话时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总统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情况不会那么清楚，不会意识到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是多么不得人心。

中共通过观察组提出了派遣代表团去美国，向美国公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局势的建议，并表示毛泽东和周恩来可以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

中共并强调，绝不能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中共不相信他的判断力。

不幸，这一电报在转经重庆时还是落到赫尔利手中。

赫尔利随即在致华盛顿的电报中对中共与美国在华人员的这种接触进行了猛烈抨击。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重返重庆。

2月2日，他向国民党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国、共及民盟三方的代表应参加这一会议，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有权起草施政纲领，各方代表在这一会议上享有平等地位。

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

蒋竟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对联合政府的拒绝态度。

周恩来决定立即返回延安。

对于赫尔利片面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都曾表示过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与最有可能创建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领导人合作”

。

但是，在这场赫尔利与职业外交官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中，罗斯福对赫尔利表示了支持。

在赫尔利尚未返华之时，由于他的坚持，美国国务院发出了将主张对国共之争持公正与灵活态度的外交官谢伟思调离中国的命令。

稍后，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也被调离。

4月2日，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了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并将共产党视同于封建军阀。

赫尔利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

，“只要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

；共产党主张建立两党联合政府，而国民党是要“还政于民，而不是还政于政党的混合体”

。

赫尔利对蒋介石高度肯定，认为蒋“不是一个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要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交还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他把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作为毕生奋斗的真正目标”

等。

赫尔利的这一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将从战时的扶蒋容共转变到战后的扶蒋反共。

三　中国向何处去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中国各种力量不仅关注着如何夺取抗战的胜利，更关注着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

作为中国两支最大政治力量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在胜利前夕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

大会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

会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代表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党务检讨报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作了《政治报告》，代参谋总长程潜作了《军事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作了《经济报告》，潘公展作了特种报告《关于中共问题之报告》，何应钦作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的报告，蒋介石作了题为《军事、政治、经济、党务之现状与改进的途径》的总报告。

会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国民党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