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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艺术（第3页）

时期屡遭打击的悲惨命运为线索，较为恢宏地展示了孤岛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反映了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是上海变成孤岛之后最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

《长夜行》通过上海沦陷前后一群小学教师与敌伪斗争的故事，展现主人公俞味辛夫妇在贫病交迫与威胁利诱面前坚守民族大义，恪守人生节操，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爱国精神。

二　小说

作为文学艺术最便捷的形式，短篇小说在抗战期间获得了骄人的成就。

像萧乾的《刘粹刚之死》、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都从不同的战斗场面刻画了广大军民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拼杀的壮烈场面。

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语言通俗，内涵深刻，表现了在战火中锻造国人灵魂和民族新性格的主题。

尤其是其对抗战时期中国新农民的刻画，更是继阿Q之后的新典型，显示抗战小说在思想境界上的深化。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位国民党文化官僚华威先生，他天真、可爱、糊涂，整日里为抗战奔忙，其实他每天忙的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

《华威先生》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它所讽刺的是有缺陷的人，这对于教育人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沙汀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对川北回龙镇因兵役问题而引起的一场闹剧的描写，形象地再现了国统区乡村社会的阴暗和生活实际，暴露了国民党兵役制度腐败的本质。

作品以茶馆为特定场所展开，富有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在对假、丑、恶的冷峻描写中透出辛辣的讽刺力量。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迁徙到大后方的作家生活环境渐趋稳定，他们在继续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开始用中长篇巨制反映丰富的抗战生活。

比较有影响的中篇小说有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菠》，作品塑造了两个不同社会出身和不同思想性格的农民，一个跻身行伍，英勇义气，但带有浓厚的“兵油子”

习气；一个性格爽朗，胆小怯懦，具有极强的家庭观念。

他们二人平时常因小事争吵不休且结下私怨，但在一次激烈战斗的生死关头，前者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后者，伟大的同志之爱终于泯没了个人恩仇。

在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赵树理以新颖独创的风格确立了其人民艺术家的地位。

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等，融合五四以来新小说的长处，将五四文学精神与新时代乡村文化结合在一起，以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意识和忧患意识描绘中国农民在现代革命中痛苦、艰辛并充满欢乐与期待的心灵史。

在艺术上，赵树理的作品充分吸取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中有生命力的因素，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评书体”

的小说样式，简约干练，不枝不蔓，语言诙谐通俗，质朴明快，幽默风趣，多为北方农民平常实在的口语，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看似浅近却耐人寻味，奠定了“山药蛋派”

的基础，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一面旗帜。

孙犁的作品格调清新，语言细腻，富有诗情画意，以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时代风云变幻，风趣而不轻佻，开“荷花淀派”

之先河。

孙犁的作品有《荷花淀》《芦花**》等，均为反映冀中地区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生活记录，描绘出解放区人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挺不屈、乐观向上、健康纯洁的人情美、心灵美、人性美。

“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烙印”

的女作家丁玲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她在延安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短篇小说，都是那一时代的代表作。

前者通过年轻女性贞贞的不幸遭遇，以鲜明的笔调深刻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抑；后者通过女知识青年陆萍在根据地医院工作的经历，揭示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改革与反改革的复杂性。

这两个短篇延续作者长于心理透视的艺术手法，并明显增强了社会批判意识。

在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方面，首推茅盾1938年发表的《第一阶段的故事》。

这部作品描写“八一三”

事变后上海各阶层在民族危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心理状态和政治态度。

皖南事变发生后，茅盾在第一时间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撰写了长篇小说《腐蚀》，作品以1940-1941年的重庆为背景，通过失足落水的女特务赵惠明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心灵历程及痛苦反省，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精心策划皖南事变的罪恶阴谋。

沙汀创作的《淘金记》《困兽记》等勾画出抗战时期的“风俗史”

，被卞之琳誉为抗战以来最好的长篇小说。

《淘金记》以战时四川农村为背景，描写在争夺开采金矿事件中，地主劣绅为发国难财而相互倾轧的故事，精心刻画和展示了性格各异的群丑图，那里有无耻的地痞流氓、凶残的帮会、奸诈的商人、阴险的地主婆等。

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抗战，但通过对国统区一个阴暗小镇的揭露，和对一群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描绘，批判了与抗战格格不入的恶势力和腐朽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