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艺术（第5页）

诗人以奇妙的想象和沉痛的哀吟控诉“雾重庆”

的黑暗与愚昧。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同新月派唯美主义倾向接近的何其芳，在抗战烽火的影响下逐步改变自己的诗风。

他的诗集《夜歌》以饱满的**，为民族英雄高唱赞歌。

新月派另一诗人卞之琳，早期作品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的影响，在形式上追求严谨的格律，充满暗示与象征，构成隐晦的艺术世界。

抗战爆发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逐步摆脱十四行诗的束缚，创造出情感真挚、热情奔放、文字优美的现代自由体新诗，诗风趋向明朗浅白。

他的《慰劳信集》以机智幽默的笔法，运用格律诗抒写现实，平淡中显出惊奇，讴歌根据地生活带给人们的新鲜情趣。

“雨巷诗人”

戴望舒在民族战争的感召下，一改孤寂消沉的心态，诗的内容与格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9年的《元日祝福》表明诗人的创作在思想上与艺术上走向成熟和转折，此后的诗作注意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格调由幽玄、枯涩转为明朗、雄健。

他在铁窗下创作的《狱中题壁》，歌颂抗日义士，慷慨激昂，回**着爱国主义的**，表明诗人的思想情感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已经获得了升华。

臧克家的诗热情奔放，无所遮拦，**。

他的诗报告《淮上吟》，叙事诗《向祖国》《古树的花朵》等，尤其是他的政治讽刺诗，脍炙人口，流传甚广，颇具影响。

与现代自由体新诗这种文艺“轻骑兵”

的功能相类似，能够对现实迅速作出反应的报告文学在抗战八年中也获得了长足进展。

重要作者和作品有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臂就行》，碧野的《太行山边》，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何其芳的《七一五团和大青山》等。

特别是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胜仗》等，都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前期正面战场的情况，注重抗日将士的心理刻画，塑造了正面战场上的英雄群像，表现了中国军人的悲壮之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等，也都享誉一时。

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日趋严厉，报告文学的发展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为了突破国民党政治上的封锁，杂文又一度受到作家们的青睐。

重要作家和杂文集有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宋云彬的《破戒草》，孟超的《长夜集》，林默涵的《狮和龙》等。

这些作品文笔犀利，风格各异。

散文创作在抗战时期也获得一定的发展，最有名的作品当数茅盾的《白杨礼赞》。

这篇作品以象征手法借景抒情，礼赞白杨树倔强挺立、不折不挠的外观形象，以及它那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的内在气质，使一个客观对应物在精湛艺术描写中赋有人格化的生命力，热情歌颂北方军民顽强抗敌的精神和意志。

四　音乐和舞蹈

与文学界的情况相类似，抗战时期的文艺界也为抗战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战开始不久，音乐工作者于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歌咏协会”

，组织抗战宣传周、献金运动、保卫大武汉等歌咏活动。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大部分音乐工作者转入敌后或大后方，继续进行爱国音乐工作。

抗战时期的音乐创作和各种类型的演出活动，大都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的政治主题，体裁多为小型声乐作品。

抗战初期的作品旋律大多明快有力，激昂慷慨，具有进行曲的风格。

像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向隅的《打到东北去》，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周巍峙的《子弟兵进行曲》等，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感染力。

抗战中后期，抒情类作品逐步增加，在风格上也趋于多样化。

像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冼星海的《江南三月》，郑律成的《延水谣》，马可的《南泥湾》，莎莱的《纺棉花》，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张曙的《赶豺狼》，汪秋逸的《淡淡江南月》，马思聪的《控诉》，谭小麟的《别离》，刘雪庵的《红豆词》，夏之秋的《思乡曲》，吕骥的《大丹河之歌》，以及崔牛即乔谷的抒情合唱曲《牛大嫂送鸡蛋》等，既有悲切的诉说、激愤的感叹，也有诚挚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含蓄的冥思冥想，多角度、多层面、多风格地展示了作曲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感受。

那时的作曲家格外注意音乐的民族化问题，注意传承传统和深入民间，注意吸收民间音乐素材和元素，所创作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民间风情和民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