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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艺术（第6页）

像张寒晖的《去当兵》，舒模的《武装上前线》，冼星海的《二月里来》，贺绿汀的《垦春泥》，江文也的《江村即事》，以及直接改编自民歌的《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绣荷包》等；特别是艺术家吸取民间说唱艺术元素创作的作品，如张曙的《丈夫去当兵》，冼星海的《梁红玉》，费克的《茶馆小调》，吕骥的《开荒》，张达观的《军队和老百姓》，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及以新民歌形式出现的《东方红》《绣金匾》《军民大生产》《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形式多样，亲切热情，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

1943年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出现的新秧歌运动，其音乐部分充分吸收了民歌和地方戏的曲调。

运动中涌现出第一个新秧歌剧《兄妹开荒》，音乐诙谐明朗，既有陕北民间音调的特色，又有新的时代感。

此后出现的《夫妻识字》《货郎担》等，都具有剧情简单、角色较少的特征。

由专业工作者创作的《牛永贵挂彩》《冯光祺除奸》《周子山》等，剧情较为复杂，角色也较多。

1945年4月公演的歌剧《白毛女》，在音乐方面借鉴、运用了西方歌剧中的表现形式，又吸收了民歌、小调以及河北梆子、陕西秦腔等北方民间音乐的元素和中国古典戏剧的歌唱、吟诵、道白相结合的传统，开启了中国新歌剧创作的先河。

尽管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作曲家们依然在大型合唱曲及管弦乐、室内乐、小提琴及钢琴独奏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郑律成的《八路军大合唱》，吕骥的《凤凰涅槃》，李焕之的《女大大合唱》，郑志声的《满江红》，以及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曲《绥远回旋曲》，马可的管弦乐《陕北组曲》，贺绿汀的管弦乐《森吉德马》，贺绿汀的钢琴曲《晚会》，刘北茂的二胡曲《江汉潮》等，无不充满爱国**，气势磅礴，催人振奋，在艺术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舞蹈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抗战时期获得长足进展，思想内容、民族风格、艺术质量有很大提升，普及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吴晓邦、戴爱莲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舞蹈艺术家。

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争取民主自由、民族解放的思想和**。

吴晓邦的大型舞剧《罂粟花》，用象征主义手法抨击日本帝国主义，歌颂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精神；吴晓邦创作的独舞《饥火》与《思凡》也都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前者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后者剖析人的内心世界，颇富哲理。

戴爱莲的《游击队之歌》《思乡曲》《朱大嫂送鸡蛋》《农作舞》《王大娘补缸》等，借鉴西方舞蹈艺术，吸纳中国民族舞蹈的艺术元素，表现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和中国军民的丰富生活。

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舞蹈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创作、演出的作品大都来源于边区军民的新生活，注重民族传统形式，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小放牛》《太行山根据地大活报》（包括《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舞蹈），《课外活动组舞》（包括《篮球舞》《跳绳舞》《体操舞》等）。

在新秧歌运动中，也涌现一批优秀作品，如《一朵红花》《钟万财起家》《王三宝转变》以及《丰收歌舞》《生产歌舞》《反扫**秧歌舞》《参军秧歌舞》等。

五　电影和戏曲

电影是从西方传来的现代艺术形式，在抗战爆发之前已有相当的发展。

抗战期间，电影这门深受民众欢迎的现代艺术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迎来新生。

抗战之初，电影界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军民英勇不屈、坚决抵抗的纪录片，像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的《卢沟桥事变》《克复台儿庄》《东战场》《抗战实录》等，汉口摄影场（后改组为“中国电影制片厂”

）摄制的《抗战特辑》《抗战歌辑》《抗战言论集》等，“西北影业公司”

摄制的《华北是我们的》等，都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军民在卢沟桥事变、台儿庄大战以及保卫大武汉等一系列战役中所表现的顽强不屈的精神。

在故事片制作方面，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有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胜利进行曲》（田汉编剧）、袁丛美编导的《热血忠魂》、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何非光编导的《东亚之光》，以及《塞上风云》（阳翰笙编剧）《日本间谍》（阳翰笙编剧）《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故乡》《警魂歌》等；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设立的“大地影业公司”

拍摄有《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等。

中央电影摄影场制作有《孤城喋血》《中华儿女》（沈西苓编导）《长空万里》（孙瑜编导）等。

西北影业公司摄制有《风雪太行山》等。

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也相继制作有《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小老虎》《民族的吼声》《流亡之歌》《烽火故乡》《国难财主》等粤语片。

这些影片从不同侧面细腻刻画了中国军民奋勇杀敌、英勇不屈的感人故事，全方位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场景。

中国戏曲界在“九一八”

事变之后就自发地表现出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关注，上演了一批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剧作。

至全面抗战爆发，戏曲界人士迅速成立“戏剧界救亡协会”

，组织艺人奔赴前线，宣传抗战。

传统戏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知识界也高度重视传统戏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创作出一大批适合中国传统戏曲剧种演出的新剧目。

抗战期间，田汉创作有京剧《土桥之战》《杀宫》《新雁门关》《夫人城》《渔夫报国》（后改写成《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岳飞》《双忠记》《金钵记》《武则天》《情探》，以及湘剧《旅伴》《新会缘桥》《武松》等。

上海沦陷后，留沪艺人在孤岛上演有《渔夫恨》《梁红玉》《桃花扇》《徽钦二帝》《明末遗恨》等剧目，以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教训宣传抗战，唤醒民族意识。

浙江、上海一带的越剧演员也与其他剧种的演员一样，迅速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8年，一代名旦姚水娟在上海上演《花木兰》，宣扬爱国思想；此后，袁雪芬也上演了《花木兰从军》《红粉金戈》《太平天国》等具有进步意义的剧目，扩大和丰富了越剧的表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