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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艺术（第7页）

撤退至武汉的戏曲界人士于1938年初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

，在田汉、洪深、阳翰笙、马彦祥等人的领导下，组建汉剧、楚剧、湘剧以及平剧等抗敌演剧队，奔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汉剧队的演出剧目有新编历史剧《哭秦庭》《卧薪尝胆》、现代剧《血战上海》等，楚剧队的演出剧目有新编历史剧《岳飞》《淝水之战》和现代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姚子清血战宝山城》等。

武汉失守之后，田汉等人在长沙组织“湘剧演员战时讲习班”

，组建多个湘剧流动抗敌宣传队，分赴湖南各地，演出由田汉编写的《旅伴》《江汉渔歌》《土桥之战》《骂汉奸》《梁红玉》《雁门关》等剧目。

洪深在此前后创作有《飞将军》《包得行》等剧目。

他于1939年以四川方言创作的《包得行》描写一个无业游民包占云（绰号“包得行”

）在抗战潮流下由落后分子转变为抗日战士的过程。

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于1938年创作、演出反映东北抗日题材的京剧《松花江》，套用旧京剧《打渔杀家》的结构及唱腔，在人物塑造及身段动作等方面则尽可能地合乎现实生活，充分表现了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情绪。

此后，鲁艺又相继演出了《松林恨》《刘家村》《夜袭阴阳堡》《钱守常》等一些直接反映抗日生活的新编京剧。

柯仲平、马健翎等人组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运用秦腔创作并演出有《中国魂》《一家人》《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保卫和平》《官逼民反》《阎王寨》《穷人恨》等新编剧目；又运用眉户曲调创作出《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大家欢喜》等剧目，及时反映根据地社会生活，描绘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

马健翎的《血泪仇》对秦腔进行了比较成功的改造。

该剧描写农民王仁厚一家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压榨下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

杨绍萱、刘芝明、齐燕铭等人根据《水浒传》林冲故事创作的《逼上梁山》，在保存原著基本情节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充分表达“官逼民反”

这一主题，公演之后立即受到观众的欢迎，被毛泽东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

随后，延安平剧院又据《水浒传》故事创作《三打祝家庄》，在艺术创造上突破了旧京剧的表演程式，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六　美术

由于许多新文化人的推崇，新兴木刻运动在抗战前就有很大的发展。

至抗战爆发后，木刻家们为了民族生存，自觉地把艺术用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从而使木刻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锐利武器。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8年间，全国出版的木刻刊物在4000种以上，至于木刻团体，更是不计其数。

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活跃着一批木刻艺术家，创作出一大批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作品。

古元的《离婚诉》《减租斗争》，焦心河的《牧羊女》，力群的《伐木》《劳动模范》，罗工柳的《李有才板话》，沃渣、江丰的《春耕图》等，都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无矫饰之感。

特别是古元的作品，受到徐悲鸿的高度赞赏，称他为“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天才”

。

与木刻的情况相类似，漫画也是抗敌宣传的轻骑兵。

漫画界在抗战声中也迅速组织起来，成立“漫画界救亡协会”

，创办《救亡漫画》，并派出有叶浅予、张乐平等漫画家参加的漫画宣传队奔赴各地，通过举办抗战漫画展览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

在武汉，成立有“全国漫画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

，出版有《抗战漫画》等刊物，制作了大量墙头漫画、布幅漫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武汉失守后，漫画宣传队辗转长沙、桂林、东南战地和重庆，举办漫画训练班和漫画联展，以夸张的影射手法，寓庄于谐，幽默有致，抨击法西斯侵略者，揭露社会黑暗，涌现出许多极富才华的艺术家和作品。

叶浅予的《换我们的新装》，张乐平的《帮助军队杀敌才是生路》，廖冰兄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联合起来》，华君武的《肉骨头引狗》，蔡若虹的《新中国的基石》，江有生的《中国的希特勒将如何》，李劫夫的《希特勒堕入深沟的时候》，徐灵的《诸位，不要为军阀财阀送死》，吕蒙的《我们的阵容》等，均表现了艺术家的进步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水准，传诵一时，流传甚广。

中国画、油画等领域的艺术家们在抗战期间纷纷走出画室，奔赴各地深入生活，同仇敌忾，通过自己的作品唤醒国人，鼓励人民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

张善子的《怒吼吧，中国》，徐悲鸿的《雄狮》《愚公移山》《奔马》，蒋兆和的《流民图》，唐小禾的油画《七月的号角》《女游击队员》《胜利与和平》，吕斯百的油画《农家庭院》，冯法祀的油画《捉虱子》《饿死的兵》等，或直接表现抗战主题，或通过画面间接展现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内在精神以及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求，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