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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第8页）

的东西。

林同济写道：“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

；“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抑或了解而不彻底，结果乃徘徊、纷歧、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

那么，“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的一个字。

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

基于对时代特征的这种判断，战国策派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前途及中华文化的命运表示极为忧虑，以为中国人如果不能在当前世界这种“力”

的较量中表现出足够的能耐，则有被完全吞噬的危险。

他们强调：“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尤其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天下大势，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体魄，你和我兢兢集凑而成的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

他们强调：“无论由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言，或由精神情况言，今日的欧美已显然的正在另一种作风之下，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

欧美在人类上若非例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言下之意，中华民族的未来前途及中华文化的未来命运在这种“大一统帝国”

的统治下，除了灭亡或被同化，难道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出路吗？

战国策派对未来世界的看法，就其思想渊源来说，也不过是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与改铸。

不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更非杞人忧天。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的情况，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的这种判断虽然建筑在对历史与现实之内在关联的牵强比附上，但他们的这种忧患意识体现着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精神。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处境既然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险恶，那么中国怎样才能避免这种险恶而步入光明呢？对此，他们不是追求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而是陷入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误区，试图以法西斯主义或强力政治阻遏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期望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地位的提升。

林同济说：“到了战国时代，战乃显著地向着‘全体化’的一条路展进。

全体化的形势与程度，各体系的文化虽然各自不同，但尽其文化内在条件的可能范围，都一致力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

于是他们不惜冒着反民主的恶名鼓吹“全体战”

，鼓吹法西斯主义。

“民治政体应有不应有，再也不是你我哲理上较长比短所能决定，真正关键全看民治与全体战的关系如何，民治而有助于全体战，民治可以存在；民治而有碍于全体战，民治必须取消。”

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看，民主政治如同其他政治形式一样，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唯一最佳政治形式。

但将民主政治与集权政治相比较，前者无疑优于后者。

战国策派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去换取国家强盛是不可取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的结果固然主要是出于“力”

的较量，但除了力的较量外，也必然存在公理、道德等各方面的因素。

战国策派看不到这一点，一味鼓吹“力”

的角逐。

他们认为：在战国时代，“国家是一个‘非道德’的东西，国与国在道德上一律平等，也可说一律无关。

既然如此，国与国的关系，完全变为‘力’与‘力’的关系，每个国家成为‘力’的单位，是在世界大政治里角逐的一员，所谓主权不过是‘最高力量不能受国以外的法律限制’之另一说法。”

所以说，“国与国对峙的局面，根本上即为‘力’与‘力’的对峙的局面，在这‘力’与‘力’不断相争的前进中，人们遂没有功夫再如从前那样视‘力’为手段，而今乃视为目的。

在国与国群向大一统奋斗的当儿，显然的，‘力’为最主要的政治条件，最急于提倡急于培植的法宝，其被视为纯粹一种目的，自属理之固然，犹如久经贫贱的人，视钱财为目的而不看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一样。

在这种局面下，‘力’的哲学，‘力’的讴歌，与乎国力政治自必应运而兴。”

这实际上是把国家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单纯地归结为“力”

的冲突。

其用意虽然是期望中国综合国力的充分提高，凭借自己的实力使中国成为“在紧张严肃的世界角逐中的一员”

，但毕竟过于无视国际交往中最起码的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