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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第7页）

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恢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

贺麟的探讨自有其合理价值。

如果那时的中国依然只是传统的中国，依然是儒家思想独霸天下的话，那么贺麟的期待或许能够实现。

然而此时的中国毕竟不是传统的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并没有中断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新的政治力量在迅速增长。

一方面，国民党提出所谓“抗战建国”

，其中虽然也有某些新的因素和说法，但其立论基础和观点却仍然是中国固有的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新政治力量的崛起为中国的演变增加了新的变数。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贺麟“儒家思想新开展”

的主张实际上是把双刃剑，起到双重作用：既适应了国民党所谓抗战建国的正统思想和伦理思想的宣传，又有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三　战国策派的法西斯主义理论

大约从1940年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德、意、日法西斯在国际上暂时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一时间国际法西斯主义甚为猖獗。

面对这种国际情势，国民党高层中的一部分人一方面加紧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另一方面则在国内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

于是在思想文化界便出现了与这股法西斯主义浪潮遥相呼应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即所谓的“战国策派”

。

战国策派主要是指以《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战国”

副刊为中心的文化人集团。

它的主要成员有陈铨、林同济、何永佶、雷海宗等一批具有法西斯思想的教授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集中在大后方，尤其是昆明地区。

战国策派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他们于1940年到1942年创办刊物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

其立论的出发点是中国的政治现实和国际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在目前的国际背景下应该如何生存和发展。

战国策派的作者们虽然是在宣传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无疑充满着灼热的爱国情感，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只是借助叔本华、尼采的思想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为抗战建国而奋斗。

林同济模仿尼采的《萨拉图斯达如此说》而写的《寄给中国青年》宣称：

你们抗战，是你们第一次明了人生的真谛。

你们抗战，是你们第一次取得了“为人”

——为现代人——的资格！

战即人生。

我先且不问你们为何而战；能战便佳！

当然，你们抗战，自有你们的理想，自是为着你们的理想。

我愿你们的理想永远是你们最高的企图。

如果晓不得什么是“最高”

，至少要抓到一个高过你们自身的鹄的。

……

弟兄们，必须伟大，才配战争；不怕战争，便是伟大。

打开伟大之门的钥匙，你们晓得吗？那就是——

做你们平生所不敢做的事情！

——萨拉图斯达如此说。

基于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战国策派的作者们在形势的判断上虽然不免错误，但确实充满了动人的悲剧主义色彩。

他们认为：当时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因此问题的中心便是战争；战争决定一切，“力”

是宇宙间“必定有”

和“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