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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第6页）

二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在抗战阶段较早提出重建儒家精神、复兴儒家文化的是以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而闻名的哲学家贺麟。

他之所以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据他自己所说，完全是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命体验。

他在1938年所写的《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中指出：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凌，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文化不如人。

而中国之所以有复兴建国的希望，也因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学术陶养的民族，以数千年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外来文化接触，反可引起新生机，逐渐繁荣滋长。

近数十年来，虚心努力学习西洋新技术，接受西洋近代化的结果，我们整个民族已再生了，觉悟了，有精神自由的要求了，已绝非任何机械的武力、外来的统治所能屈服了。

所以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学术文化基础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

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

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应用上，必应是学术的建国，必定要在世界学术文化上取得一等国的地位。

基于此种认识，贺麟在战时较早提出“文化救亡论”

，以为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危机说到底乃是文化的危机。

中国目前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决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

，或将中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而是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吸收、容纳西方文化的精华，提升和彰扬最具中国特色的儒家文化，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他在那篇有名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说：“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

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

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

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

他还强调，在思想文化范围里，现代绝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新思想，如果和过去完全没有联系，便有如无泉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

而这个“本”

和“源”

就是儒学。

儒家文化的未来前途是否如贺麟所预料的那样，我们不必讨论。

仅仅站在学理的立场上，我们确实知道贺麟如果不能有效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责难，那么他的这些预言便很难成立。

为此，贺麟并没有像梁漱溟20年代那样正面回应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责难，而是相当机智地从辨认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入手，直截了当地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用意并不是要彻底破坏和放弃儒家文化；恰恰相反，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了儒家思想僵化部分的躯壳和形式末节，以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

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学术、真意思，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加显露出来。

新文化运动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和重要性，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

儒家思想的危机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假如没有19世纪中叶之后西洋文化大规模地、无选择地输入，儒家文化虽然照样会随着社会的变迁陷入某种困境，但是凭借儒学的自我调适能力，应该相信或许无需太久儒家文化一定能够克服危机，再度辉煌。

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儒家文化不仅没有再度辉煌，相反却被人们所唾弃。

因此儒学能否在未来获得新开展，儒学能否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危机，除了正面阐释儒学的正面功能与意义外，另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直面并回应西洋文化的挑战。

在这个问题上，贺麟与同时期的新儒家以及此前的文化复古主义者明显不同，他既不认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只有待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和长处，更没有用儒家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去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比附，而是明白地提出“整体超越”

说。

他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彻底真切、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

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

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

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建立在西洋文化大规模输入之后，重建自主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