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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第5页）

、“天视天听”

，便是“民主政治的根据”

；“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尧舜与人同乐”

等，实含有“人人平等的意思”

。

儒家的这些态度，“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必须大家都具有这种见解，抱这种态度，人人尊重此种作风，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

他显然是把古代的“民本思想”

与近代的民主思想相混淆了。

其实民主与民本、自主与恩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他还明确表示赞同“中体西用”

说，以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者，是说社会组织的道德是中国人的，现在需添加的是西洋知识、技术和工业。

冯友兰的新理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哲学在新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没有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

但其广泛传播显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

因此当冯友兰的新理学在国内学术界获得一片赞扬声的同时，进步思想界却对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胡绳在批评冯友兰的新理学时说：冯氏的新理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中国老哲学圈子里理论的杂芜、混乱和空虚的一种表现，是和现实隔离的倾向，它忘记了哲学与大众的关系，和实际生活的关联。

陈家康也指出：由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将“真际”

与“实际”

分开，且不从“实际”

肯定“真际”

，仅仅从形式逻辑上肯定“真际”

，结果便是“最哲学的哲学”

脱离实际，所以不是实理，同时也不是真理。

赵纪彬认为冯友兰自谓新理学是“讲理之学”

不妥，因为宋明以来不仅理学家讲“理”

，心学家实际上也讲“理”

。

理学之所以为理学，并不在于讲理，而在于其有讲理的特征和方法。

就其特征和方法而言，理学家持理气二本，心学家以反对理气二本为缘起，而持心本论。

反理学家则基于物本论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而冯氏的新理学以“不切实际，不管实用”

、“不合实用”

、“不问内容”

为特征，那么在方法上实际是承袭程朱理学而有些微创新，即“以真际为根本，个物为派生；真际之有不在个物，而个物之有则为真际所规定”

，结果便是一种“客观的心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