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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第4页）

“真际”

与“实际”

不同。

“真际”

是指凡可称为有者亦可名为“本然”

；“实际”

是指有事实的存在者，亦可名为“自然”

。

真者，言其无妄；实者，言其不虚；本然者，本来即然；自然者，自己而然。

实际有与实际的事物不同。

实际的事物是指有事实存在的事事物物，例如这个桌子，那个椅子等；实际是指所有的有事实的存在者，有某种一件有事实的存在的事物，必有实际，但有实际不必有某种一件有事实的存在的事物。

属于实际中者亦属于真际中，但属于真际中者不必属于实际中。

可以说有实者必有真，但有真者不必有实；是实者必是无妄，但是真者未必不虚。

其只属于真际中而不属于实际中者，即只是无妄而不是不虚者，我们说它是属于纯真际中，或是纯真际的。

依据《新理学》所确定的这些形而上原则，冯友兰在“贞元六书”

中的其他诸书中更多地探讨形而下，即“有事实的存在者”

。

《新世训》分析解释许多道德概念，以指导青年修养，只是法家、道家的气味稍重；《新原人》讲四种人生境界，由自然、功利、道德境界归于天地境界；《新原道》诠释中国哲学之精神以此完成“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理想；《新知言》主要讲哲学方法，运用中国哲学的直觉传统批评和重新诠释西方哲学。

在《新事论》中，冯友兰依据城乡差别以及士农工商职业差别，探讨东西方文化以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差别问题。

至此，新理学的体系基本完成。

在谈到东西方文化时，冯友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比研究上，更没有简单地判定孰优孰劣，而是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主要是文化类型的不同，只有从类型上去比较研究东西文化的异同，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他说：中国人之所以长时期地不能正确地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之所以长时期地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歧异甚多，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他们比较中西文化时，不知道区别文化的共相与殊相，缺乏一种文化类型的观念，因此难以在东西文化许多的性质中区分出哪些是主要的、本质的，哪些是非本质的、偶然的、次要的，无法突破东方的或西方的折衷地域界限，无法在对文化的思考中脱离文化个体而把握文化一般。

循此思路，冯友兰对19世纪中叶以来的各种文化观念、现代化选择方案进行了审查和反省，以为无论是“西化”

、“东化”

或“中国本位”

等文化观念，实际上都是以文化个体考察而形成的，都存在不少的问题。

他说，若从“类”

的观点看西洋文化，则我们可知所谓西洋文化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的。

于此我们所要注意者，并不是有一种特殊的西洋文化，而是一种“文化类型”

。

再以文化类型去分析中国文化，也可知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的。

冯友兰对东西文化的考察，着重的不是二者之异，而是二者之同。

他认为，只有了解了文化之同，才能正确地把握文化之异。

这自有其道理。

然而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并没有有效地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

比如他依据“文化共相”

的理论去研究中国文化时，就明白地认为儒家思想包含有许多现代化因素，如“民贵君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