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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族复兴的历史根据（第4页）

提供历史依据。

他和张其昀、萨孟武等人试图从多个方面论证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并非专制政体，而是具有相当浓郁的民主气息，以为“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非难。

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常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

当知中国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政府中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既经公开的考试，又分配其数额于全国各地，又按照一定年月，使有新分子参加，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

钱穆的这段陈述在抗战时期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在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时，都差不多一反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价值评估，爱作此类“翻案”

文章。

他们的用意究竟何在？是他们真的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确实如此，还是他们基于抗战时期的切身感受，借助于史家之笔表达一种愿望？

以今天的学术立场来观察，他们重新发现的中国古代社会既不符合历史真相，也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相悖。

胡绳指出：“钱穆先生及其他同调的先生们，对于人人熟知的历史硬要来一个‘翻案’，其真实意思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告诉我们，中国现在所当行和能行的民主政治就是在那两汉隋唐宋明历代所行使的政治吗？所谓‘中国式的民主’就是我们一般常人所称为君主专制政体的那种东西吗？我很奇怪，想出这些意见的先生们都不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与事业，甚至还加以赞扬。

但实际上他们是应该反对中山先生的，因为中山先生所要推翻的就是两汉隋唐宋元明清的那种国体和政体。

假如中山先生还在，他听到人们说，他所毕生与之斗争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然而如果从这批学者的内在心情来揣摩，他们既无意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更不愿在政治上造成任何有害的影响。

恰恰相反，他们的这种研究所得，受制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手段，其出发点也未尝不是为了抗战，为了中国现今的民主与进步。

因为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不仅在国内知识界盛行着“民主抗战论”

和“反民主抗战论”

两股尖锐对立的思潮，而且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国民党高层相当一部分人欲借助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会，加强政治独裁，进行某些反民主的活动。

他们认为：“中国要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恐怕只有在中国独立之后。

换言之，只有在抗战胜利之后。

因为只有在这时候，中国才有完全工业化的可能，中国才有根据于普选的人民代表产生的可能。”

他们只是机械地认为封建的政治形态是专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形态是民主政治，于是就作出形式逻辑的结论，以为中国在抗战的非常时期既然没有条件与机会迅速实现工业化，那么当然无法立即实现民主政治。

钱穆等人反复论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即有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所谓中国传统专制政治体制下，也有着民主政治的运动和民主政治的萌芽形态。

他们的见解显然并非毫无意义，因为从他们的逻辑出发，既然民主政治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那么民主政治的实现，反过来必然会促进工业化，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中国抗战的胜利，而决不会像那些反民主的政客所了解的，中国的民主政治一定要等“中国完全工业化”

了以后才能实现，一定要在民族重新获得独立之后才有可能。

事实或许正像钱穆等人所分析的那样，民主政治既然在中国古代业已存在，因此工业化及抗战非常时期决不能成为拒绝实行民主政治的理由。

相反，只有实现民主政治，动员全民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才能获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章汉夫指出：“如果民主政治实现，全民参加抗战，就能早日获得民族解放，也就是及早肃清中国工业化的障碍。

因此，绝对不是完全工业化后才能实现民主，而是一定要民主，然后才能实行全民总动员，抗战到底，扫清工业化发展的障碍。”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钱穆等人的“新发现”

，其微言深意是不难理解的。

他们的“中国古代政治民主论”

即或在事实上有误，在论证上也并不严密，但其用心至少从主观意图上说并不是要将中国导入一条反民主的道路，而是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寻求一条有别于西方经典道路的独特道路来。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气派的独特道路，这一认识是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贡献。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提供了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