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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族复兴的历史根据（第3页）

作者说：“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

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

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

在这部书中，陈垣对“胡注”

中隐含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作了充分阐发，在字里行间倾注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抗战将士的敬仰以及对汉奸卖国贼的痛恨，表达了著者毕生史学研究的境界与学术主题的重新确立，充分地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的爱国情怀。

抗战时期除“二陈”

外，从事“有意义之史学”

的著述者有相当一批人。

史学界在抗战时期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差不多都集中在宋金、宋元之际及明清之交等异族入侵的特殊时期，如周远君1941年出版的《徽钦北徙录》，朱希祖1944年出版的《伪齐录校补》，张亮采1943年出版的《补辽史交聘表》，蒙思明1938年出版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萧明扬1941年出版的《明太祖平胡录》，吴重翰1939年出版的《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孟繁华1940年出版的《明代两浙倭寇》，陈之安1938年出版的《南明诸王的复国运动》，祝实明1942年出版的《明季哀音录》，余宗音1937年出版的《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萧一山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纲》，钱亦石1938年出版的《中国怎样降到殖民地》，郑鹤声194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史》，陈安仁194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等，作者们基于抗战时期的特殊感受，期望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特殊阶段的清理，彰扬民族精神，激励国人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在彰扬民族精神、激励国人坚持抗战方面，史学界在抗战时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并不能代表史学界的全部，因为我们从抗战时期史学界的全部情况看，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将学术视野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实证研究和分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批史学家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不仅重新认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为研究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民族复兴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通过这些研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最终战胜旧史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诚如郭沫若1945年夏在莫斯科所作的《战时中国史学研究》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战时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充分表明：“旧的封建生产方式早已完全过时，而且危害着现代社会。

空中、陆地和水上交通已成为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已没有重大阻碍。

中国应当现代化、工业化。

这是历史科学向我们指出的历史的必然。

人民已经觉醒，中国的历史已由帝王的家谱时期进入了人民的历史时期。”

中国史学界之所以在抗战时期热衷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外，更重要的自然是现实斗争的需要。

面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1938年10月，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研究能力的人都应该研究理论和中国历史，强调不应当割断历史，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此后很快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

翌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具体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同时，为了解决干部教育迫切需要的教材问题，是年冬，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学者共同合作，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由来、特点和主要矛盾等问题。

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像范文澜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典范。

延安的古代史研究热潮带动了国内进步史学界，在重庆的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等人时常以“文工会”

的名义组织学术座谈或学术演讲，活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气氛，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群体逐步形成，并获得不少可喜的成果。

除郭沫若的几部中国古代史研究专著外，还有侯外庐的《中国古代学说史》《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历史论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原始社会史》和《中国古代史》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代表作。

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代表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方向，尤其是这批史学家提供和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确实是对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将原本以帝王将相为主线、以唯心史观为基本特征的旧史学加以改造，真正提升为一门科学，完成了中国历史学的转型。

不过，从抗战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总体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虽然代表了历史学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发展时间尚短，史学的重点差不多还是以旧史学为主。

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旧史学依然占据格外重要的地位。

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周谷城、陈恭禄、钱穆、金毓黻、张荫麟、陶希圣、萨孟武、徐炳昶、顾颉刚、杨向奎、童书业、罗根泽、马元材、汤用彤等运用传统史学方法研治古代中国史，虽然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果，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运用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接受的态度。

不过应该承认，旧史学的成就在抗战时期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尤其是这批史学家基于抗战时期的特殊背景，他们对历史的关注与重新解释，实际上不仅成为抗战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为民族复兴提供历史学的依据。

熊十力于颠沛流离之际撰写的《中国历史讲话》一书，虽然是以唯心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但其倡言五族同源，提倡民族精神，推论“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

，充分体现了中国史学家的忧世情怀、乐观精神和哲人的睿思。

钱穆此时完成的《国史大纲》，不论其形式还是其内容，都充分表现了浓厚的唯心史观，但其著述的宗旨和所得出的结论却正如著者所说，“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

，是为“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