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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族复兴的历史根据（第2页）

该书《自序》中说："150年来学者称颂引据，以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

而孰料其改窜至于如此。

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发其覆。”

著者的深意当然不是就古籍论古籍，而是揭示在异族统治下，汉族士大夫的一般心理，以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之借鉴。

作者在《后论》中强调：“今乃辑本，何能轻易其词。

此亦馆臣岂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窜中秘书之故智，欲以一手掩盖天下同者，其视清朝之心实与明季诸人无异也。

不过一则阳示之，一则阴指之而已。

呜乎！

四库馆之开，清之据中国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寻思哉！”

如果说《就五代史辑本发覆》的深意是要表彰在异族统治下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情怀的话，那么，《明季滇黔佛教考》则是从命题到选材都是为了鼓励中国知识分子坚持民族气节，不事异族。

作者在此书1957年重印本的《后记》中写道：“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

陈寅恪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是：“寅恪读是竟，别有感焉。

世人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

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

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所在也。

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檄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

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出处本末，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是书之作确实深藏著者的微言深意。

至于《清初僧诤记》，写的是清初东南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朝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折射出佛教不同派别在政治大变革过程中的不同政治趋向。

作者借抨击明亡后变节仕敌之僧人，影射沦陷区媚事“新朝”

之汉奸，与《明季滇黔佛教考》对明末遗民民族气节的彰扬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者在是书《重印后记》中写道："1941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扬扬，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

时余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非专为木陈诸僧发也。”

由此何难想见著者写作时的愤懑心情与内在痛苦。

在完成《清初僧诤记》之后，陈垣似乎意犹未尽，紧接着就写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作为《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姊妹篇。

《佛教考》写的是清推翻明北京政权后“实为畿辅”

之滇黔，《道教考》则写的是北宋亡后沦于金朝统治下的河北，其隐喻与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

著者在《重印后记》中说：“卢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也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道教而忽之也。”

而且，陈垣认为，“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

，诸如“全真家之可贵，非徒贵其不仕也，贵其能读书而不仕也。

若不读书而不仕，则滔滔天下皆是，安用全真乎！

若因不仕而不读书，则不一二世悉变为无文化之人，此统治者所求而不得也。

故全真虽不仕，书却不可不读。”

作者的深意显然是劝告爱国学子当此国难期间，既要坚持民族气节，拒不事敌，又要爱惜名誉，认真读书，以为国家在重新获得独立之后依然能保留若干“读书的种子”

。

作为身居沦陷区的史学家，陈垣能够做到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知识从事“有意义之史学”

的著述，彰扬民族精神，鼓励人民坚持斗争。

故而如果说作者上述几部宗教史考尚有一些隐讳的话，那么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则直露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