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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族复兴的历史根据（第1页）

第三节　民族复兴的历史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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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转折意义，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初人们就有相当准确的估计。

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就说过，如果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施行积极的抗战方针，“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就一定能够完成中国历史的转变。

毛泽东的判断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如果人们熟悉抗战时期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就会很清楚地明白中国不仅不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不会就此灭亡，而且中国一定会以此为契机，完成民族复兴和民族重建的伟大使命。

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学界固然不应一概而论，但大体说来，这门比较冷僻的学问在抗战时期反应最为敏锐。

那些历史学者除了为国人提供民族精神的智慧财富外，也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民族复兴的历史依据。

最先对日本全面侵华作出反应的历史学者大都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忧世的心态。

他们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除了极个别的人如郭沫若、胡适等直接投身于抗战洪流之中外，更多的则是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逐步转换研究课题，确立抗战这一学术主题，以便在文化战线上支持抗战。

即便如郭沫若，他在抗战期间从事繁重的宣传、文艺工作之余，仍无法忘情于他的历史学研究，先后完成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学术著作，不仅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高峰，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锐利思想武器。

如果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史学代表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话，那么，对传统历史学，尤其是对大多数的史学家而言，抗日战争这一重大事件不仅对他们的个人人格是一次巨大考验，而且也势必促使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和政治信念有所转变。

像陈垣、陈寅恪等著名史学家，毫无疑问都属于中国旧史学阵营中的“骁将”

，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并在各自学术领域中作出突出性贡献，在抗战之前已久负盛名；抗战爆发之后，不论是坚守危城，还是千里迢迢地迁徙大后方，他们都能充分体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同时又基于抗战时期的特殊背景，及时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事“有意义之史学”

的著述。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相继沦陷时，陈寅恪正陪伴乃父散原老人在北平就养。

散原老人感于时事，终日忧愤，终因拒不服药而弃世。

因此对陈寅恪来说，日本不仅是中华民族之仇敌，亦为陈氏家族之仇人。

在此后八年中，陈寅恪一面避难流离，辛勤课徒，另一方面从事史学著述。

他坚信“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

他一度被困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反复阅读南宋人编著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因为那上面记载着南宋偏安政权对外投降与抵抗的斗争。

“在他的心目中，历史学的功能之一，应当是唤醒人们强烈关心国家兴衰，振奋民族精神”

。

陈垣在1943年追述自己这一转变心迹时的一段话，大体代表了那时中国历史学者的一般想法。

他说：“至于史学，此间（指北平，引者注）风气亦变。

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

故前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

此盖时势为之。”

基于此种认识，陈垣在抗战八年中身居危城，不就伪职，杜门谢客，独居书斋，潜心于“有意义之史学”

的著述，先后完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道教考》以及《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

这几部书虽然仍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研究方法也依然是传统的考据，但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作者热爱祖国的情怀，揭露敌伪残暴，痛斥汉奸无耻，相信中国必胜。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撰成于卢沟桥事变及北平沦陷的当月，著者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这部书中，著者以《册府》校《旧五代史辑本》，原拟作《旧五代史辑本校补》，后发现辑本中除了一般的传写脱误、庙讳改字及率意改窜者外，凡胡虏夷狄等字莫不改易或删除。

显然，此为馆臣限于雍乾年间的政治忌讳而有意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