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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抗日战争之善后处置（第2页）

国防部于上海设战犯管理处。

至1948年6月底前，全部战犯处理工作大致完成。

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纵兵屠城，被判死刑。

日本占领香港时，任香港总督的矶谷廉介因连续放逐非军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南京大屠杀中疯狂杀人的日军军官、在会攻南京时连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达300余名的田中军吉，和以杀人比赛为乐的向井敏明、野田毅3人被处死刑。

平顶山大屠杀案主犯久保孚被判处死刑。

积极从事侵华战争，在香港、广东纵兵屠杀俘虏伤兵及非战斗人员的原华北驻屯军参谋长、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亦被判处死刑。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949年1月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以下述理由判其无罪：（一）日本侵华战争中南京、徐州、长沙和港粤等地区的日军重大屠杀暴行与他无关；（二）1945年1月26日受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至日本投降的8个月中，散处各地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三）日本政府投降后他立即停战，策划就范，率百万日军听命纳降。

苏联军队在歼击关东军的过程中俘虏了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细菌战部队）的军官，了解到日本特种细菌部队为进行细菌战、毒气战，用人体作活体试验的罪行。

有关细菌战、毒气战方面的罪行，东京审判未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

1949年12月，苏联滨海军区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山田乙三等12名细菌战罪犯判刑。

1950年2月1日，苏联政府致美国、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照会，提议将裕仁天皇、石井四郎等5名最大的细菌战犯交国际法庭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照同意。

但当时处于“冷战”

年代，美国、英国并未支持苏联的提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审判，最后作出判决。

三　审判惩处汉奸卖国贼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投靠日本侵略者，组织伪政权、伪军，叛国投敌的卖国贼进行了审判惩处。

1945年9月26日，军事委员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令拘捕汉奸，查封逆产。

10月1日，蒋介石令由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负责拘捕汉奸。

各地从9月起开始拘捕汉奸要犯。

曾任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于10月6日在北平被捕，12月25日在狱中服毒自杀。

从1945年11月起至1947年10月，国民政府所属各级法院先后审理了2.5万多件汉奸案件。

1946年4月12日，曾任汪伪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的缪斌被判处死刑。

汪伪政府的主要人物陈公博、褚民谊（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梁鸿志、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等被判处死刑。

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同谋、其妻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

汪伪政权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周佛海先于1946年11月1日被判为死刑，因日本宣告投降后国民政府曾指令周佛海、丁默村、任援道等在上海、浙江一带维持地方治安，稳定金融，以等待接收，1947年3月26日，以国民政府主席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1935年即投靠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殷汝耕于1946年10月31日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