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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国共重庆谈判（第3页）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

与会的中共领导人均支持他的意见，认为中共应争取主动，迫使蒋介石妥协。

8月25日，毛泽东将其准备赴渝的信息通过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转达蒋介石。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赴渝谈判。

毛泽东强调：只有去才能取得全部主动权，“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会议决定：中共在北方从陇海路到东北一定要占优势，但在南方从广东到河南、江南、江北地区，可视情形作出次第让步。

同日，中共发出党内通知，认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但同时强调“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

至此，中共确定了力争和平，但亦作好武力准备的方针。

1945年8月28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飞抵重庆。

在民国史和国共关系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庆谈判由此拉开序幕。

在重庆谈判开始之前，国民党为了应付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8月25日由潘公展主持国民党中央联席会报秘书处会议，提出谈判意见，基本策略为军事拿紧，政治放松；态度上不予刺激，推诚相待；一切采取主动，应放开者先放开；将商谈情形逐日公布，充分表露我方委曲求全忍让之苦心，使中外对我同情；但随时准备破裂，同时提防各党派勾结，绝不让其他党派参与此次商谈。

关于谈判的具体方案，他们提出：应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商谈之前提，军事从严，政治从宽；在政治体制上，放弃训政时期以党统政的形式，采用控制从政党员的方式，即以行政院为类似责任内阁之组织，立法、监察机关可容纳中共及各党派人员；但所谓解放区不能存在，中共之政治人员，在绝对遵照政府法令条件之下，可酌量委充地方官吏。

29日，潘公展另函呈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可以酌量容许的解决办法为：整编后的中共军队不许特殊化，惟整编之数不妨量予提高；中共政权组织应一概取消，中共军队不听命令等行为，应一律严令停止；国防最高委员会改设政治会议，此中自可容纳中共分子；行政院设政务委员会，酌量容纳他党人士；国民政府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委员，亦可酌选中共或他党参加二三人。

他认为：“钧座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象。

今幸以德威之感召，毛泽东居然来渝，此诚解决本问题之最后良机。

要宜持之以坚，容之以忍，终求大功之告成，悬案之终了。

万不可商谈而后，初步解决其一部分问题，而更贻将来无穷之患。”

在综合党内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采取的原则为：军事绝对统一，政治尽可宽大，不妨次第让步，以示一再容忍，务取宽大，达成妥协求全之任务。

虽然蒋介石有所谓“政治宽大”

之表示，但在此后的实际谈判进程中，国民党固然要求军事之绝对统一，即使对“政治宽大”

也未见实质让步。

重庆谈判，名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谈判，两人亦有多次会见，并为谈判决定原则，但实际谈判主要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等之间进行的。

9月3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中共的谈判方案，表示中共愿“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同时表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

方案提出国民党承认各党派合法、承认解放区政权及部队、严惩汉奸、重划受降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结束党治、保障人民自由等要求。

方案的核心内容为提出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要求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讨论建国大计、施政纲领、改组政府、重选国大等问题；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的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委任由中共推选之省主席，在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六省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特别市委任由中共推选之省副主席或副市长，中共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编为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在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各部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