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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国共重庆谈判（第4页）

在得知中共的方案后，9月4日，蒋介石指示国民党谈判代表：（1）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最多编12个师，驻地由双方商讨决定；（2）解放区问题，只要中共做到军令、政令的统一，则对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引中共人士；（3）政治问题，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俟国大后再予改组；（4）国大问题，已选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可酌增代表名额。

蒋介石企图以此解决国共之间的全盘问题，但归结于所谓政令、军令的统一，仍是以对中共的军事收编并交出解放区政权作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参与的条件，与中共强调政治民主化，同时保持对己方军队和解放区控制权的要求恰成对比。

国共双方的主张距离甚远，预示着谈判的艰难。

自9月4日起，国共双方就有关问题开始正式谈判。

国民党先后参加的有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叶楚伧和张厉生，中共则始终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

对于中共所提方案，国民党代表认为，军队问题与前此所谈距离甚远，而解放区问题如照中共意见，非导致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不止。

中共代表则认为，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两党皆有军队和政权的现实，否则便无法再谈。

周恩来特别提出：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重大让步，军权政权，中共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然国民党亦不能抹杀共产党，故国民党亦必须为我党打算，方能使我们两党各得其所。

鉴于双方在有关军队和政权的大原则上意见暂无法保持一致，张群遂建议，从讨论具体问题入手，以期会谈有所进步。

此建议得到周恩来的赞成。

在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双方先在召开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妥协；次在军队问题上，中共军队保留20个师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有达成协议的可能。

惟一难以解决的是关于解放区的地位问题。

国民党坚持，中共只能推荐省级行政人员，由中央择予任用；而中共则坚持国民党对解放区现状应予一定程度的认可。

中共总结谈判进程为：“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

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

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为了早日达成妥协，9月19日中共主动提出，其在南方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豫南八个地区的军队第一步可以撤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撤至鲁、冀、察、热、晋省之大部分、绥省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而合一，即鲁、冀、察、热省主席和晋、绥省副主席及平、津、青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省区数量较之原提方案大幅度减少。

然而国民党仍拒作让步，甚至连一向与中共关系友好的张治中也表示政府殊难考虑中共方案，指责中共此举为割据地盘，引致双方激烈争辩，谈判气氛紧张，不得不暂时停顿。

中共甚至还得到情报，称国民党中统要员私下透露，蒋介石将以常有国事咨询为由，不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以动摇中共军心，以利于国民党的进攻。

因此，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谈判没有结果，形势可能逆转，毛泽东再留重庆似无必要，建议毛泽东争取尽快回延安。

虽然如此，国共双方都无法承担谈判破裂的政治责任。

蒋介石盱衡国内外形势：“俄是否因此借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果尔，则国际形势犹能容忍否？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

在对美、苏动向尚无把握的情况下，他决定“不能不为国相忍”

。

而毛泽东审时度势，亦决定仍留重庆，争取社会舆论与中间派，以取得政治主动权。

他特别告诉《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

由于中共“调子低，让步大（允逐步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

，9月27日谈判恢复，双方同意由军政部、军令部和中共另行讨论军队数量与整编等问题，而对解放区政权问题仍无法达成妥协。

中共提出的在省级行政区划基础上维持解放区政权的各种方案均为国民党拒绝，国民党只能同意在县级，至多是地区级行政区划基础上承认中共政权的可能性。

周恩来的看法是：“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

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

国民党最忌讳的，也是最担心的，就是中共合法地取得政权并拥有军队。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无法接近，最后只能暂时维持现状，并同意先将商谈结果以公报形式公告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