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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军事调处的失败（第1页）

第一节　军事调处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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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停战实现后，中国大地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光。

根据停战令的规定，由国、共、美三方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执行已经商定的停战政策，提出有关建议，增订必要的附属协定，以确保停战令更有效地实施；军调部发出的所有命令，应由三方一致同意；军调部通过的一切协定、建议及指示，只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的直接问题；执行小组为军调部的执行机构，实地监督各种协议的执行；军调部的工作将延续至国民政府主席或中共中央主席通知对方废除此协定时为止。

军事调处执行部对保证停战令的切实执行，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1月13日，军调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军令部二厅厅长郑介民出任国方委员，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任共方委员，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罗伯逊出任美方委员，美方白鲁德担任执行主任。

5月间，军调部又增设副委员，分别为国方蔡文治，共方饶漱石，美方吉伦。

军调部下设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为国方蔡文治，共方先后为耿飙、罗瑞卿、陈士榘，美方为海斯凯）及其执行小组。

根据三方同意及军调部规章，军调部的工作主要为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日伪、遣返日俘、整编军队五项。

但在实际工作中，因为国民党不承认此时还有受降问题，遣返日俘则主要由国方负责，军调部均无法插手；恢复交通问题，因为牵涉到国共双方的实际利益，在大局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只能是国共在各自区域内进行恢复交通的工作，双方区域之间的互通则很难实现；整编军队问题，根据整军协议，在协议公布后的三个星期内，国共双方应交出拟保留部队表册和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之次序，由军调部制定实施计划。

但由于形势变化，中共认为国民党未能履行政协决议，交出整编表册的时机尚不成熟，整编复员工作未能循序开始。

上述四项任务基本上均无事可做。

军调部的工作实际有如救火队，集中在停止冲突方面，执行小组也是军调部工作最为繁忙的部门。

军调部最多时辖有36个执行小组，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东北停战之后，又向东北派出了若干小组。

在军调部成立之初的几个月内，由于国共缓和的大环境，国、共、美三方尚能互相合作、互相让步，遇有矛盾时表现较为克制，因此达成了若干协议，制止了可能的冲突。

在军调执行小组的监督下，关内的国共武装冲突基本上停止了。

在对伪军的缴械受降问题和遣返日俘的问题上，中共作出了让步。

中共原本坚持其有权解散被包围的伪军，并参与日俘遣返工作，但在国方的坚持和美方的调停下，军调部于2月9日决定，所有部队（不论其是否称为伪军）均应保持在1月13日的位置上，这样可使被中共部队包围的伪军免受攻击。

2月18日，军调部又决定将遣返日俘的责任归之于国民政府。

在中共东江纵队的撤退问题上，国民党作出了让步。

东江纵队是抗战时期成立的，由中共领导的广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停战令下达后，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不承认东江纵队的合法性，下令继续围攻东江纵队。

后在美国的调停下，4月初国共达成协议，将东江纵队的人员集中至指定地点大鹏湾，再由美国方面负责协助运送北撤。

6月30日，东江纵队由美国军舰运送，自大鹏湾启程北上，7月5日到达中共山东根据地的烟台港。

军调部成立之初，国、共、美三方的矛盾斗争，尤其是国共之间的矛盾斗争，因为涉及利害关系也很难避免。

1月21日，军调部决定所有冲突部队立即停火并予隔离，隔离方法为一方应从另一方占领的城市或冲突地点撤离一日路程（至少为30公里）。

在国方所占城市明显多于共方的情况下，如实行此一规定，则共方军队将不得不撤出许多地方。

中共因此认为该项规定“不公道”

，指示各地应依照情况灵活执行。

在中共的坚持下，2月4日，军调部发出对此项命令的修订指示，规定隔离办法可由双方根据情况就地决定，随后又将“城”

的含义解释为“城、镇或乡村”

，使中共部队亦有理由要求当面的国民党部队撤离，不至于在停战令执行过程中过于吃亏。

但如何界定国共双方部队的隔离及撤离问题仍为一个难题，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军调部亦无力强制执行。

为此军调部于3月19日决定，国共双方军队必须停驻于1月13日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

；否则，“将以违反停战命令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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