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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军事调处的失败（第2页）

此后，如何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又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军调部的诸项工作中，国民党特别注重恢复交通带来的战略利益，尤其是铁路交通的恢复，将为国民党利用其运兵带来极大的方便；中共虽不反对恢复交通的必要，但强调恢复交通的全面性及拆除对中共根据地封锁线的重要性。

2月9日，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曾达成恢复交通的原则协议，规定“各指挥官应立即进行协助恢复各交通线工作，所谓交通线包括所有道路、铁路、水道、邮政、电话线、电报线或无线电设备。

各指挥官应立即撤去或平毁在交通线上及沿交通线之一切地雷碉堡封锁防御工事，及其他军事工程之妨碍交通线运用者”

；“政府或中共任何一方，均不得借修复交通而获取军事上之利益。

除非经执行部特准，重行开放之各运输线，均不得运输军队及武器军火”

。

但在恢复交通的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共建议仿军调部之例，成立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铁路管理委员会，在军调部监督下行使对铁路的管理权，以保证国民党不会将铁路用于运兵；而国方在这个问题上毫无通融余地，坚持铁路交通只能由交通部统管，以保证其对铁路交通的控制权。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恢复铁路交通的方案自然搁浅。

至于中共坚持的平毁封锁线上的碉堡问题，国民党提出只拆毁妨碍铁路交通的碉堡，但对于“保护”

交通的碉堡则主张保留，实为既保证铁路交通的畅通，又可以继续以此封锁中共根据地。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达成妥协。

军调部的工作原则为国、共、美三方一致同意。

实际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共、美三方完全一致的可能性较低，国、美一致而不同于共方者居多，共、美一致而不同于国方者很少，国、共一致而不同于美方者几无，也有三方意见不一、各执己见者。

由于需要三方意见一致才能实际执行，因此除了少数程序问题外，在军调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实际工作中，三方终日处于各种不同意见的争吵之中，常因意见不一而无法开展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3月31日，美方曾提出对三方一致同意原则加以适当修改，建议当调查违反停战令事件而派出小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由美方委员以主席资格作出决定，但只牵涉小组派往何处的问题，而不牵涉调查的结果或采取的行动。

结果国方同意，共方反对，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违反三方一致原则的规定无疑首先有利于国民党，因而不能不为中共所反对。

东北战火燃起之后，军调部在中共的强烈要求下，企图找出平息冲突之道，以免东北战事影响关内，但因为国民党的反对和美国的暧昧态度而终未如愿。

在东北战事的刺激和全国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的影响下，关内的军事形势亦开始紧张。

中共为报复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进攻，在关内若干地区发起反击作战，全面恢复交通更遥遥无期，国共双方在军调部和各执行小组内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令，军调工作已很难进行。

尤其是相对孤立的中共中原根据地被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共要求移动中原部队，以免被国民党军围歼，而国民党已经拟订了进攻计划，一心指望以大军围歼这支孤立于外的中共部队，坚决不同意其移动，形势呈一触即发之势。

为了保持军调部的权威，控制战火蔓延至关内的趋势，马歇尔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5月初，徐永昌、周恩来、白鲁德前往中原实地调停，暂时缓和了那里的紧张局势。

14日，国、共、美三人会议又给军调部下发指令，要求：（1）国共双方应对执行小组的行动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而不得强加以任何延迟与限制；（2）国共双方应保证执行小组成员的个人自由与安全；（3）国共双方将在任一执行小组区域内得到同等的调查机会；（4）前往调查地区和调查事件的次序由小组的美国代表作为主席而决定，并经小组成员一致同意；（5）若有关于调查违反协定事项的虚假报告呈送小组，应将其提交三人小组采取制裁办法。

虽然如此，由于全盘局势的恶化，军事调处工作已不复当初之动力，执行小组也由监督执行机构退而成为报告机构。

东北战事发生后，国共关系更趋紧张。

尤其是国民党军攻下四平后，国民党上下从原先“感觉苦闷万状”

、“焦虑万分”

，一变而为迷信“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之作用”

、“主战派不止抬头，且特别抬头”

。

5月20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

。

5月25日，蒋介石致函宋子文说明其态度：“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

与此相呼应，军调部国方副委员兼参谋长蔡文治于6月1日函呈蒋介石，提出中央目前似应向马歇尔、周恩来严正表示，如中共对和平有诚意，应即：（1）限期整军；（2）限期修复交通，否则旷日持久，长此拖延，适中共党之计。

但实际上，中共方面不仅完全不似国民党预期之将“瓦解”

，反而因四平战役之失利而解除了原来在和战问题上的一些顾虑与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