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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第5页）

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

现在是它的前夜。

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中共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均肯定了形势的变化及革命**的即将到来。

毛泽东说：“和国民党打的结果，有打得大、中、小三种可能，现在看来，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

，“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

。

刘少奇认为，最近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全局即将变化，在政治上国内外形势也有利，蒋的国大宪法、和平攻势均未达到目的，蒋区群众运动大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大革命**要来。

周恩来分析了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认为从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关键是自卫战争的胜利。

朱德认为，现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时候了，准备工作要做好；我们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

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共已经最终改变了战后初期一度实行的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方针，对中共而言，现在已经不是与国民党谈和的问题，而是迎接革命**，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另起炉灶，实现自己的建国理想。

这是中共高层多年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问题，并在中共高层内部获得了一致的共识，再由中共中央会议将此确定为中共的战略方针。

当时不仅国民党正处于其政治、军事进攻的巅峰时刻，而且即便是中共党内也还有不少人对前途存有某些疑虑，然而中共中央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形势将要起变化，提出革命**论，并决定相应的战略战术，动员全党为之奋斗，的确表现出中共领导层的成熟及其远见卓识。

中共战略方针的变动当时经由高层讨论决定，并通过一定的渠道传达到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同时也通过传媒公开透露其端倪。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此声明实际上等于公开否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使蒋介石得知后深觉“痛矣”

，成为他下令驱逐南京等地中共代表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制宪国大开幕、周恩来离开南京后，中共代表团由董必武领导，仍留守南京，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块阵地，在国统区进行宣传、组织与联络工作，促进中共领导下的国统区反战民主运动，并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

。

当马歇尔离华、美国决定撤离军调部、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未得中共之回应、国民党军正准备发动对延安的进攻时，国民党再也无法容忍中共在其统治区保留机构，进行宣传鼓动，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势成必然。

2月27日，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致函中共驻重庆代表吴玉章，令其于3月5日前撤离。

2月28日，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致函中共代表团称：“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平之门，贵党军队在各地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播谣言，鼓动变乱。

本部为维持地方治安，应请贵处将居留本京人员，于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

同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亦致函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要求中共驻沪人员撤离。

各地中共人员遂陆续撤回延安（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最后撤离时间推迟了两天）。

3月7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董必武一行最后离开南京。

行前，董必武发表书面谈话称：“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

“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

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

他登机前自信地对送别者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至此，以全民团结、联合抗战为契机，维持了近10年之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因抗战结束使国共双方失去了合作基础而最终结束，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角斗场已由谈判桌转至战场，国共双方将继续在全国战场进行决定自己，也是决定对手命运的生死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