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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怨声四起之接收与复员（第1页）

第一节　怨声四起之接收与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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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战胜利的不期而至，国民党本无充分准备，结果导致战后在复员与接收问题上弊端百出，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国民党因抗战胜利而得之不易的威望和信誉迅速由高峰而降至低谷，并直接影响到国民党执政的稳定性，为其在内战中因失去人心而迅速失败埋下了伏笔。

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下令由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

。

为此，1945年9月5日，陆军总部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总司令何应钦兼主任委员，参谋长萧毅肃和社会部长谷正纲担任副主任委员。

但该委员会实际上不过是“幕僚性质之机构”

，“陆总对于全国收复地区的一般政务，无权亦无力处理，军与政，既不能配合，党也未曾发生作用，而我行政院各部会对伪组织中央各部会的机构与事业的接收，不但事前没有‘敌情观念’，而且也没有一张蓝图，可供我各部会间彼此分工合作的参考”

。

各战区的接收基本上是各自负责，自行其是。

何况接收日伪留下的庞大产业，对机关和个人而言，本身就有不少油水可捞，各级主管机关及其负责人也不愿意统一接收工作，以免妨碍其既得利益。

如此一来，各级接收官员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约束，难免贪赃枉法。

结果，“接收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再变更，致敌伪事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不赀”

，“丧失人心，莫此为甚”

。

接收中普遍存在的混乱与贪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与批评，也不能不引起最高当局的关注，从而将统一接收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9月22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结束对苏联、美国和欧洲的访问，回到重庆，开始部署由行政院统一主管全国的接收工作，同时也以此为名，将接收日伪财产的巨大利益归于行政院系统。

10月12日，宋子文首先在上海设立了行政院院长驻沪办事处，接着在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由副院长翁文灏主持的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

11月23日，行政院公布《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明文规定：敌伪产业接收处理以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为中心机关，在重要区域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办理敌产接收处理事宜；原有接收及处理敌伪产业机关一律撤销，移交处理局。

为此，行政院先后成立了上海区（后改为苏浙皖区）、河北平津区、山东青岛区和两广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武汉、河南区敌伪产业处理办公处（湖南、江西两省委托省政府处理），东北、台湾接收处理委员会。

此后，多头接收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敌伪产业，尤其是经济产业开始由敌伪产业处理局负责接收变卖事宜，但因各地的敌伪产业先前多已被层层接收，各个有实权的军政机关以种种借口，对其接收的敌伪产业或拒不交还，或交还时漏报少报，或交还后仍继续占有，敌伪产业处理局对此亦无可奈何。

至接收告一段落后，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于1946年7月撤销，其后由中央信托局负责敌伪产业处理未尽事宜。

关于接收日伪产业的数量，因为接收时期的混乱，兼以内战的影响，难以确切统计，而且因为战后法币币值的急剧变动，接收产业变卖后的收入，其价值也在不时变动之中。

据1947年3月的统计，全国接收日伪产业总数折合法币为95897亿元（不包括东北和台湾），如按当时官价法币12000元兑1美元折算，为79914万美元。

今人统计，全国接收日伪产业总数（包括东北与台湾）折合战前法币为230155万元，如按战前法币1元兑0.295美元折算，为67896万美元。

1946年11月赔偿委员会第一次估计为38992万美元，1947年7月第二次估计为33496万美元，英国方面估计约为4亿美元，美国顾问估计约为35000万美元。

历经3年之处理，到1948年10月，未处理的日伪产业仍有相当庞大的数量，估计价值金圆券33274万元，如按金圆券与美元4比1的法定比例，则值8319万美元。

考虑到接收初期的混乱与接收官员之贪渎，有不少日伪产业在接收中未予统计，或为接收官员个人所得，难以计入接收总数，因此，无论何种接收总数的估计可能均较实际为低。

但无论如何，几亿美元的接收数额实为国民党当政以来一次性获取的最大一笔财富，为国民党扩大由其掌控的国营工矿业奠定了基础。

但是，国民党对这一笔财富并未善为运用，其中的不动产多成为国营企业的资产，结果效率低下，运营状况不佳；动产则多变卖后用于支持内战，甚或为官僚贪占。

收复区城市，尤其是沪、宁、平、津、穗、汉这样的大城市，战前即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虽经历了战争的破坏，但经济和生活水准仍较西南后方为高。

战后到收复区接收的国民党官吏，在经历了后方八年的艰苦生活之后，一到收复区，便为各色花花世界所迷，滥用权力，牟取私利，被时人讽为“五子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