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怨声四起之接收与复员（第2页）

（即房子、条子即金条、票子、车子、婊子），给收复区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影响。

接收官员中的胆大者毫无顾忌地公开占据敌伪房产，胆小者则先以单位名义接收日伪房产，再化公为私，据为己有。

除了接收官员个人的贪污之外，政府对接收产业的标卖实际上也是变相将日伪产业化公为私的一种方式。

接收日伪产业的标卖由敌伪产业处理局下设的评价委员会负责资产估价、投标人资格审查、竞标出售等项工作。

由于售出时的价格多低于市价，并由指定商家竞标，这就给了接收官员上下其手、收受贿赂、“合法”

贪污的机会。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有中央委员提出：东西卖了，表面上是趸批标卖，究竟是哪些人标买的？有没有限制？什么时候发卖的？为什么没有在报纸上公布？日伪产业是在侵略战争期间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压榨中国人民的劳动而形成的，本应为全国人民所有，如今却因为国民党接收中的贪污腐败而“合法”

地转化为各级官僚的私人财产。

尤有甚者，不少日伪产业是强占中国人民的私人财产而形成的，胜利后本应归还其合法所有者，但接收官员却以种种理由，动辄加人以“汉奸”

罪名，以“敌产”

或“逆产”

为名查封，据为己有，无视其合法所有者归还产业的要求。

蒋匀田以其亲身经历认为：“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到处科人民以经济汉奸、文化汉奸的罪名，以满其榨取之欲，引起民间广传收复失土，丧尽人心的民谣，到处可以听到，此乃国民党在大陆所以失败如彼之速的主因。”

战后接收中最为恶劣、最为收复区民众反感的政策，是有关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

南京受降的当天，9月9日陆军总部发布命令，要求政府机关暨国营事业以及一切税款之收支，此后即应完全使用法币，不得再用伪钞；自9月12日起，各银行一切往来交易，应一律使用法币。

此时，政府尚未规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例，接收官员正好利用这一点，压低伪币价值，大发其财。

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汪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比200;11月22日，又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华北伪联银券的兑换率定为1比5.如按当时伪币的实际购买力，法币1元约合伪币（中储券）50元，黑市兑换价也不过1比80.因此，1比200的兑换比例，无异于政府公开地以合法手段掠夺收复区的财富。

法币在后方本已不值钱，但在这种极不合理、几近公开掠夺的兑换比例公布后，接收官员个个大发横财，甚至动用军用飞机运送法币至接收区倒买倒卖。

结果，“大大地苦了收复区同胞，大大地发了后方去的人。

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产，手上所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

接收中的大量贪污腐败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承认“目前民众对本党最大的反感，就是贪污”

。

陆军总部进驻南京后，连续发布布告，要求不得擅自封占汉奸及日侨产业，不得强占民房逆产或日侨住宅。

9月25日，蒋介石分别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要求对接收人员“应即严加督饬，务须恪守纪律，以维令誉。

如有不法行为，准予从严究办，毋得宽假。

“10月24日，陈诚和张群在蒋介石官邸会报中报告“接收人员花天酒地，以及贪污受贿等种种不法情形”

，使蒋“闻而怒甚”

。

他致电京、沪、平、津四市军政长官称：“各地军政官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关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希于电到之日，立刻分别饬属严禁嫖赌，所有各种办事处之类大小机关名称，一律取消封闭，凡有占住民房招摇勒索情事，须由市政当局负责查明，一面取缔，一面直报本委员长，不得徇情隐匿，无论文武公教人员及士兵长警，一律不得犯禁，并责成各级官长连带负责，倘再有发现，而未经其主官检举者，其主官与所属同坐，决不宽贷。”

尽管有蒋的严令，但因接收中的贪污腐败行为波及面甚广，在官官相护之下，并未得到有效的遏止。

为了缓和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1946年6月，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出面，联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民参政会，共同组织接收清查团，分赴各地清查接收工作。

然而，各地方官员以种种借口对清查设置障碍，使清查工作很难深入，与社会和舆论的期待相距甚远。

但各清查团在清查报告中都承认贪污腐败行为的存在，认为接收工作“既未先设整个统一之机构，亦无统一指挥接收之大员。

……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