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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怨声四起之接收与复员（第4页）

。

蒋介石提出这一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日本军心，减少接收中的阻力，并防止日本军队投向中共方面，以有利于处理国共关系等更为紧迫的问题。

为了体现“以德报怨”

的政策，国民政府对于在华日本军队和侨民都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政策。

对日本军队的官兵，保留了其原有的指挥体系，并让他们集中接受教育，并进行修复交通通信设施和战时被毁工程的劳动；对各地日侨，在指定区域集中后，由当地省市政府管理，对于其中有技能、技术者，可以征用工作，并发给生活费。

1945年10月，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由中方负责将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北部）的日俘、日侨集中后，由美方安排船只运送回国。

自当年11月至1946年底，共遣返日本军人123万人、日侨175万人。

1945年11月6日，军政部、军令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等联合组织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处理工作（1946年6月国防部成立后，此项工作由国防部主持）。

因为蒋介石提出对日“以德报怨”

政策，因此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亦较为宽大。

1946年10月25日，战犯处理委员会举行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决定“对日应高瞻远瞩，处理战犯宜从大处着眼，不必计较小节”

。

根据此项原则，决定除对与南京及其他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的重要战犯应从严处理外，对日本普通战犯的处理，应以宽大、迅速为主；若无重大罪证者，予以不起诉处分，释放遣送返日。

1947年10月15日，停止对日本战犯的检举；当年底，基本结束对战俘的审判，撤销各地军事法庭；1948年7月，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解散；1949年4月，国防部战犯审判军事法庭最后结束。

到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判处日本战犯有期徒刑167人，无期徒刑41人，死刑110人（其中将官6名，校官4名，尉官21名，士兵44名，其他35名）。

被判死刑的战犯中，最为中国人民所切齿痛恨者，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者、前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1947年3月10日，国防部军事法庭以谷寿夫将“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

，判处谷寿夫死刑，并于4月26日在南京执行。

由于“以德报怨”

的对日政策，日本战犯在战后中国所受的处罚，与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相比，量刑偏轻，多数高级军官并未被追究责任。

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因为在接收期间遵从国民党的指令，使国民党军队顺利受降而被从轻发落。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判决其“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

30日，冈村宁次以及仍在上海战犯监狱被关押的全部日本战犯被遣送回日本。

在对汉奸的处理方面，因为国民党需要利用他们稳定收复区局势，配合接收，因此最初并未有所动作。

蒋介石在给何应钦的指示中，特别要求“逮捕汉奸消息及逮捕条例，概勿发表，必须由本委员长批准后，方得正式公布”

。

直到在南京受降之后，国民党迫于舆论的强烈反应，才开始逮捕及审判汉奸的法律程序。

1945年9月26日，何应钦下令对伪政府文官荐任以上、武官少将以上官员，以及职位虽低但罪行重大者，一律拘捕，听候处置，并陆续拘捕了南京伪政府的首领。

11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曾任伪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机关首长，特务机关人员，专科以上学校校长，金融实业机关首长，新闻出版、宣传文化、社会团体重要工作者等应被检举。

12月6日，国民政府重行公布《惩治汉奸条例》，规定了对汉奸的判刑依据，最高可至死罪，并规定曾任伪职而未判罪者，在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

至1947年10月，共判处汉奸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

被处死刑的伪部长、伪省长等特任级汉奸中有南京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外交部长褚民谊、内政部长梅思平、宣传部长林柏生、立法院长梁鸿志和副院长缪斌、华北治安督办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冀东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参谋总长胡毓坤、陆军部长叶蓬、海军部长凌霄、湖北省长杨揆一、浙江省长傅式说等。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伪司法院长温宗尧、考试院长江亢虎、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安徽省长罗君强等被判无期徒刑，伪华北教育督办周作人被判14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