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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分化（第1页）

第三节　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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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气象，尤其是在政协召开前后，国民党为了改善自己在国内外的形象，争取社会各界和美国的支持，一度放松了政治管制，言论较为自由，组党在相当程度上也不再违法，从而使得党派活动空前活跃，出现了一百余个大大小小的党派，使战后初期的中国成为继民国初年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党派活动的活跃时期。

这些党派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各有区别，但其政治地位大体处于国共两党之间，因此当时被称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也即习惯所称的中间势力或中间党派。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间势力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代表性力量。

1941年，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成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

。

民盟成立后，提倡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厉行法治，尊重自由，并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对国民党的政策多有批评，着重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训政，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民盟自称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

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

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也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内新的政治形势，民盟在1945年10月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我们当前惟一的责任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大会通过的民盟纲领，全面阐述了民盟的各项主张。

政治上，提出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实行宪政，厉行法治，实行地方自治，并实行国会制、内阁制、普选制的政治制度；经济上，提出保障人民经济平等，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定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独占性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其他一切企业均可由私人经营；军事上，提出军队属于国家，禁止军队中成立党团组织，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并不得兼任行政官吏等主张。

大会选举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梁漱溟等18人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并推举张澜担任主席，左舜生担任秘书长（青年党退出民盟后，梁漱溟担任秘书长）。

此后民盟的组织有较大发展，至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解散前，共有总支部5个，分支部46个，盟员总数22000多人。

罗隆基认为：“这时候的民盟已经初步地走上了中国资产阶级单一的独立的政党的途径了。

它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它的代表性，亦有它相当的影响。

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它的确是中国惟一的有代表性的政治集团。”

民盟最初是由所谓三党三派联合组成。

三党为青年党、国社党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1947年5月改称农工民主党），三派为救国会、职教派和乡建派。

各党派成员以个人身份加盟，其原有组织仍得以保留，民盟决议实际上对加盟各党派并无约束力。

随着盟务的发展，无党派盟员的数量也在增加，但最早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在盟内仍有较大的影响力。

如何处理盟内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是民盟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民盟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点之一。

在民盟最初成立时，青年党有较大的力量，他们也因此在盟内占据着重要地位。

抗战胜利后，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青年党倾向于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既有统治下获得政治参与权，而民盟不少领导人倾向于与中共合作，共同迫使国民党结束训政，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民盟内部的政治立场出现分歧。

同时，为了实际的政治利益，青年党亦不愿作为民盟成员而影响自己在参政时的席位，因此，1945年底，青年党退出民盟，独立活动。

为了解决民盟内部之党派关系问题，1946年4月，民盟中常会通过《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规定加盟党派应负下列义务：（1）接受本盟之政治主张，并遵守组织规章，服从决议；（2）对政治上之重大意见向政府提出者，应建议本盟提出，不得以其党派之名义自行向政府交涉；（3）所主持之言论机关，对于本盟或盟内党派不得有所诋毁或攻击；不得在盟内收揽盟员参加其组织。

尽管如此，由于民盟还未将加盟党派完全融合为一体，组织基础不够稳固，而且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之间认识不尽一致，难免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又无法完全以纪律约束盟员的行动，为民盟的稳定发展留下了隐患。

直到民社党（原国社党）因参加制宪国大而退盟，导致民盟又一次分裂后，民盟的内部关系才得以较为稳定。

战后出现的一大批党派中，与民盟政治主张相似的中间党派主要有：

中国民主建国会。

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中心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和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的部分文教界人士组成，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