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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此起彼伏的学潮（第1页）

第二节　此起彼伏的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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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抗战后期起，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种种失误，后方各界已有对国民党强烈的批评声浪。

社会各界对国民党的批评起初虽因胜利而有所节制，但很快即因国民党的种种作为而又趋激烈。

由于胜利后国民党一度迫于舆论压力而放松了言论管制，此种批评的广度和深度均在扩大，并因此而使社会矛盾有发展和激化之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战后遍及各大城市的学潮。

抗战胜利之初，战时迁往后方的各大学均面临复员回迁的繁重任务，青年学子满怀“青春作伴好还乡”

的热情，纷纷准备复员，后方各学校的学生运动一时较为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收复区学生对国民党“甄审”

政策的不满与抗议。

1945年9月，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规定凡敌伪所办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一律需经过甄审合格后，才能承认其学历，敌伪政治性学校学生及赴敌国留学者不予登记。

此令一出，立即引来收复区各学校学生的强烈不满，以北平的原北京大学和南京的原中央大学学生为中心，发起了“反甄审”

运动。

留平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向社会发出公开呼吁：“固然沦陷区的行政机构是伪组织，有政治性的训练班或学校应予以解散，然而在学术机关的学校读书的学生，因为无力赴内地求学，又无力入私立学校，不得已而委曲求全，这种只以求知识为目的的学生，是不能指其为伪的。”

清除日伪汉奸教育的影响固为正当，但将“汉奸”

的概念扩大化，比附为不能不求学谋生的学生，确为过分；何况国民党在对汉奸的处理方面尚多有宽容之处，而独苛求于学生，亦为不妥，难免引起社会各界的非议。

收复区学生“反甄审”

运动遍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青岛等原沦陷区各大城市，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

抗战胜利后，面对后方学生运动的暂时沉寂，中共地下党正在寻找新的机遇，而国民党的“甄审”

恰为素有组织与发动学生运动经验的中共地下党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当时以“解放区学校联合会”

名义发布的传单，号召说：“我们要反对这些不合理的措置，我们要联合全国公正人士来打倒这些摧残教育、摧残青年的败类。

同时我们还告诉青年同胞们，不要悲观，不要徘徊，现在解放区的大学中学都向你们寄予无限同情，欢迎你们到这里来读书。”

甚至连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也对“甄审”

做法的合理性表示质疑，因为“奸伪及民主同盟则针对学生隐痛，以谦虚、和蔼、忍苦、耐劳之态度，在学生群内争取领导地位，收获颇大”

。

鉴于各方的强烈反对，1946年1月，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修订后的《收复区专科以上毕业生甄审办法》和《收复区中等学校员生甄审办法》，取消了甄审集中考试，但仍须研读“国父遗教”

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并写出心得报告，连同所修专业论文送甄审委员会审核，合格者发给证明，不合格者准予投考相当学校。

所谓“伪校”

学生，最终或升入各大学继续求学，或拿到毕业证书后就职。

由“甄审”

问题在收复区学校和学生中引起的动**至此告一段落，但已经给国民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各级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其学生一向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对象。

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后方各大学逐渐强化“党化”

教育，并以训导处和三青团为主干力量，和中共争夺学生。

中共则以严密的地下组织为主干，加强学生工作，提出一整套切中学生思想脉络的政策方针，尤其注重以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专制独裁为事例，开展对学生的宣传，颇具成效。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争夺未来中国的主导权，对学生运动均较为重视。

但在战后学运进程中，国民党除了以苏联在东北延不撤军为借口，以“爱国”

为口号，在1946年2月下旬操纵重庆和全国各校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方面占了上风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里的学生运动，都是在中共领导下，以国民党为反对对象，而且学运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对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最后成为国民党不得不实行“戡乱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