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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此起彼伏的学潮（第2页）

的起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武装冲突接踵而至，引起社会各界的不安。

谁是内战的责任者，成为国共双方宣传战的重点之一，也是国共两党争取学生支持的重要方面，而中共因其组织和宣传的有效配合，在这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1945年11月底，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策动下，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多次时事演讲会，反对内战，并对国民党有所批评，结果招致云南军政当局派出军警干扰。

如此一来，更引起学生的不满，各校相继罢课，要求查办责任人。

云南军政当局认为罢课学生背后有“共党煽动”

，态度强硬，在各校策动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与罢课学生发生正面冲突。

12月1日上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委李宗黄召手下集议，决定“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

。

当日中午，即有身穿军服、佩有“军官总队”

徽号的人员闯入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对在校学生大打出手，甚或投掷手榴弹，致使西南联大学生等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引起举国震动，并招致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

昆明“一二·一”

惨案引发的学潮，是战后首次政治性学潮。

它既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又给了中共在学运相对沉寂的情况下发动学生之机会。

中共以收复区学生“反甄审”

运动和后方学生反内战运动相配合，基本恢复了其领导的学生运动之势头，而国民党则以内战责任者的负面形象广受社会各界的批评。

国民党内一些身处学校第一线的官员过后对军政人员之鲁莽行事不无抱怨。

西南联大常委傅斯年认为，“地方当局荒谬绝伦”

，“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

。

身历其事的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团负责人、三青团中央干事姚从吾认为，云南军政当局“热心有余，见识太差”

，“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中共）可能完全胜利了！”

无论如何，青年学生死伤于光天化日下的惨剧，国民党当局总难辞其咎。

为了缓和社会各界的压力，12月10日，国民党当局以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负地方治安职责，究属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

为由，将其停职议处，由霍揆彰代理其职务，后又将云南省党部主委李宗黄调离云南。

1946年年初，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召开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等问题达成协议，国内一度出现多年少有的和平民主气氛。

但国民党内的反共强硬派对国民党在政协作出的让步极为不满，企图修改政协决议，维持一党训政体制。

此时正值中苏关于东北问题的交涉僵持不下，中国民众和舆论对苏联利用占领东北之机拆毁机器设备、拖延撤军、要求经济合作、军纪废弛等种种作为颇为不满。

1946年2月11日，上年2月由美、英、苏三国秘密订立的《雅尔塔密约》（一作《雅尔塔协定》）正式公布。

此等牺牲中国利益，满足大国私利的秘密外交，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批评，谴责苏联的作为“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

，要求“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政府与苏联均应忠实履行中苏协定，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

。

中国人民对《雅尔塔密约》，尤其是对苏联在战后东北所作所为的不满与抗议实为正当，因为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支持同盟国作战，结果其自身利益却被同盟一方的少数大国所出卖，中国人民当然应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共强硬派也正是利用此种情绪，挑起反苏运动，并企图将运动引向反共方面，实现其改变国民党对共政策和政协决议的企图。

知识界和学生对政治一向较为敏感，自《雅尔塔密约》公布后，重庆学生就在酝酿举行抗议密约、要求苏军尽早撤出东北的示威游行活动。

国民党得到相关情报后，由CC控制的党务系统决定利用学生运动达到其反共目的，因此一反过去警惕、约束、反对学生运动的常态，而是派出人员到各学校频繁活动，诱导学生发动游行，并导向其预定轨道。

重庆学生游行的前夕，陈立夫和吴铁城在2月20日和21日分别主持国民党党政小组临时谈话会，要求各学校当局和教职员工也参加游行，并由党部负责人坐镇中央党部，“以便应付一切”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致电各省市政府与党部，称对学生行动“制止恐不可能，但本党只宜善为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