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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第6页）

央行实行此举的理由，明为减少进口，鼓励出口，激导侨汇，扶助生产，实际则为减低售汇压力，以维持法币的官价体系。

央行的决定公布后，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更为悲观，不仅导致美元十分抢手，黑市卷土重来，而且金价亦随之大涨，首度越过每条200万元关口，金融形势日趋恶化。

为了打击外汇黑市，10月4日中央银行与上海市政府决定，美钞买卖价格不得超过官价的5%，如有巨额买户高价收买，可由上海市钱兑商业同业公会向市府密告，以凭究办。

但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是无情的，央行既无法以官价供应充足外汇，则黑市的出现即无可遏止，而且黑市美元兑换价已超过官价的13.即便如此，央行售汇压力仍未解除，至11月中旬已净卖出3.8亿美元，外汇储备下降至警戒线，迫使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解决外汇供应问题。

11月17日，政府通过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实行输入许可与出口补贴制度，大幅度放宽出口限制，同时严格限制进口，除禁止进口的物品外，所有其他物品的进口亦需申领许可证，以此缓解外汇供应压力。

这一措施实行后，外汇需求确实大幅度下降，此后三个月央行净卖出的美元锐减为2000万，但是这也表明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受到重大打击，实际已难以为继。

何况这一措施实行后，在外汇买卖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更蜂拥而入黄金市场，刺激黄金价格的暴涨，黄金市场亦继外汇市场而动摇。

在外汇买卖受到严格限制后，巨量资金麇集于黄金市场，尤其是权势机关、权势人物和大投机者对市场走向更有恶劣之影响。

一些军政机关收到预算资金现钞后投入黄金买卖，甚至有机关部队以紧急支付命令或以种种威胁方法胁迫提款，用以炒买黄金。

在币值变动剧烈、生产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工商企业也以大量资金投入炒买黄金。

加以上海金价低于外地，游资因此向上海集中，抢购黄金保值。

在数量多至数千亿元资金的疯狂炒买之下，中央银行有限的黄金储备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挡，黄金价格每日都在飞涨。

12月12日，上海金价突破每条300万元关口，24日又突破400万元大关。

进入1947年，由于政府实行棉纱棉布管制，并发行大额关金券，进一步刺激了物价上涨，黄金更成为抢购对象，价格已难以控制。

2月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对进口货物征收50%的附加税，导致物价上涨更为猛烈。

6日，上海金价达到每条550万元的高位，法币兑美元的黑市比价突破1万大关。

由于上海金价因央行抛售仍相对较低，招致“全国各地游资麇集上海，群以黄金为投机对象，央行如不大量抛售，则金价日高，刺激物价。

如拟以全力与投机者相搏，则牺牲甚大，徒使牟利者益增利润。

于是政府运用黄金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辙。

"2月8日，中央银行决定停止黄金暗售，10日停止黄金明配。

当日，上海金价和法币兑美元的黑市价均涨至最高峰，黄金每条720万元，法币兑美元比价为16000元，分别为一年前的4.36倍和7.92倍。

此时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也由一年前高峰时的83359万美元（其中黄金568万盎司）下降为37987万美元（其中黄金237万盎司），分别为一年前的46%和42%。

黄金外汇市场开放之初，价格上涨较为平稳，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平抑物价的上扬。

而黄金外汇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将使市场信心动摇，反而刺激了物价的上涨。

1946年年中之后，黄金外汇价格和市场物价两者之间，就陷入了互相刺激、互为影响、螺旋式循环上涨的恶性循环。

1946年3月至12月，上海的物价指数在10个月中上涨了123%，而1947年1月至2月，央行抛出黄金近8万条，相当于黄金售出总数的14，但物价指数仍大幅度上涨了86%。

及至央行停售黄金，除了消耗大量黄金外汇储备由官方所有转为“民间”

所有之外，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完全未如当初之设想，反致市场一片混乱，所有物价均大幅度上涨，并因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对国民党政权的信任危机。

金融开放政策实行后，中央银行指定同丰余等5家金号银楼作为市场代理人，每日以明配和暗售方式进行黄金买卖。

黄金买卖的决策由宋子文作出，再由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下令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执行，但决策与执行过程为高度机密，外人不得与闻，不仅是财政部长俞鸿钧，即便蒋介石也对实际情况不明底里。

1947年1月，因为市场形势之急剧恶化，央行才开始向蒋介石和财政部呈送黄金外汇买卖情况报告。

央行停售黄金后，蒋介石得知情况严重，从2月11日起连续召见宋子文并主持国民党中常会，讨论经济形势。

宋子文虽然意识到形势之严重，但仍不甘心，力图作最后一搏，要求蒋介石核减预算，节约开支，以对物价釜底抽薪，挽救危局。

他还搬出美国顾问杨格一同会见蒋介石，提出改变外汇汇率，继续抛售黄金的方案。

但蒋介石认为宋子文的做法“决难持久”

，“期期以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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