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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胜利后的弱势外交（第5页）

二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并与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但也在一些问题，诸如华侨和边界方面有矛盾纠纷。

中国一向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朝鲜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也多在中国活动，并曾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

抗战期间，中国曾制定《扶助韩国独立方案》，支持朝鲜在战后脱离日本统治实行独立。

但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分别军事占领朝鲜南北部，中国对朝鲜问题毫无发言权。

在南北朝鲜由美苏两国支持，于1948年8月和9月分别建国后，国民政府追随美国，承认了南方建立的大韩民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还与战后独立的周边国家——前美国殖民地菲律宾、前英国殖民地印度和缅甸以及战时一度成为日本同盟国的暹罗（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菲律宾和暹罗签订了友好条约。

但是在菲律宾和暹罗战后出现排华风潮时，国民党态度软弱，处理不力，华侨在这两国的地位并无明显改观。

中国与印度的矛盾主要在对西藏的态度以及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争执上，虽然中国一直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但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权益，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

由于菲律宾和韩国当政者同属反共阵营，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较为密切，1949年7月和8月，蒋介石下野后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分别访问菲律宾和韩国，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和韩国总统李承晚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太平洋各国尤其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共产主义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

，提出以中、菲、韩为核心建立“亚洲反共联盟”

。

但国民党统治此时已是日薄西山，不到半年，国民党即失去对大陆的统治，所谓“亚洲反共联盟”

亦胎死腹中。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由于其战败投降，日本在战后中国外交中已不复往日地位。

战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循蒋介石之“以德报怨”

方针，对日本“不采取报复手段”

，“基本原则仍为宽大”

，因此而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无损失。

国民党当局追随美国，没有要求废除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祸首的天皇制，反而支持保留天皇制度；中国本拟派荣誉第2师（第67师）参加对日军事占领，后又因内战爆发及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变化而未派出；中国也没有在处置琉球群岛的地位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

中国派出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梅汝璈为审判官、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为检察官，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并在审判中据理力争，严词驳斥对战犯宽大处理的论调，最终将以东条英机为首，包括南京大屠杀祸首松井石根在内的日本甲级战犯送上了断头台。

中国还派出以顾维钧兼任团长的驻远东委员会代表团和以朱世明任团长的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代表团，参加这两个委员会的工作，推动战后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进程。

但由于中国的实力所限，中国代表团并不能参与并决定对日处理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只能追随美国，实际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附庸。

中国在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达预期成果。

日本对中国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还在1944年筹备成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即指示出席代表：鉴于中日战争时间之长久及日本对华经济破坏之深刻，日本当按其实际支付能力，对我支付相当数量之赔偿，以抵补中国战时之一般损失；除金钱支付外，可以实物支付，如军需工业所余之机械与原料以及船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赔偿委员会，负责对日赔偿的调查、处理等项工作。

1946年底，中国向远东委员会提交《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帖》，强调中国所受日本侵略战争之损害最为惨重，中国在日本赔偿总额内至少应占40%的份额，并有优先取得权。

但由于与赔偿问题有关的各国利益不同，各有主张，争执不下，都强调应增加本国获得赔偿的比例，以致各国提出的赔偿比例相加超过100%，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实际主导战后对日处理的美国，因为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日政策从处理敌国变为扶植盟国，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也相应从多赔转为少赔以至不赔。

结果，受日本侵略损害最大的中国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除了合法没收中国境内的日本公私产业外，中国只得到了价值2500余万美元先期拆迁的日本兵工厂的设备和24艘2万余吨位的日本旧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