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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第1页）

第二节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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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之所以敢打全面内战，全在于其军事优势。

内战之初，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对战争前途大多具有相当的自信，对中共则表现出轻视与傲慢，认为战争将很快以国民党的胜利和中共的失败而告终。

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通过其主导制定的宪法，继之于1947年3月断然破裂国共关系，继而占领延安，表现出政治与军事的强势。

然而不出数月，国民党即为山东战场之挫败及中共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反攻所震撼。

在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国军“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

，国军“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

。

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未达预期目的，在政治上，未能整合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疏远了部分中间势力；在经济上，未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经济重建步履蹒跚；在社会上，未能有效应对各种矛盾，致使学潮频起，社会动**，民众不满；在外交上，对美、对苏外交均无重大突破，国际支援不及其预期；在其党内，重重矛盾，派系纷争，不断激化。

这些都反映出战后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发展之急速，并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之预料，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深重的危机感。

1947年年中，中共转守为攻，战场形势已不容国民党乐观，其党内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3-5个月“消灭”

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

一年前极力主张打内战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此时亦意志消沉，别有表示。

阎锡山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

，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

，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

，胡宗南直言“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

，负责军事指挥的参谋总长陈诚由于屡屡失利而“颇露消极之意”

。

军队将领的态度既如此消极，党政官员对战争前途更无信心。

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

，孙科直称如此“剿共决无把握”

，张继认为形势发展“江河日下”

，王世杰感觉“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

。

但对如何挽救危局，国民党高层并无明确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些人如孙科等主张退出东北，力保关内不失；另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议在东北实行和苏政策，以支撑东北局势；还有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但由于国民党战后执政的表现不佳，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不如以往积极。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加速恶化而更为虚弱，社会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深知国民党面对的局势之不利与严重性，他以“危急存亡之秋”

、“濒危阶段”

、“非生即死”

等词语形容1947年年中的局势，认为：时局逆转，人心动**，军、政、经、社均濒危殆，本党同志大都苟且自全，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

他在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颇为不甘地问道：“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