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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第2页）

他又质问：中共“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

蒋认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

实行“戡乱动员”

，以强力手段处置危局，就是在蒋介石心目中提高“士气精神”

的重要举措。

战争确乎不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还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但全面内战开始后，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迟迟未能进行公开的战争总动员。

战争之初，为了对外维持“和谐”

、“和平”

之表象，国民党的动武名义是“恢复交通”

、保证“难民还乡”

等。

1947年3月以后，国民党虽然断绝了国共关系，但用兵名义表面上仍为“绥靖”

，即清除地方之“不靖”

，以缓和舆论要求和平之压力。

因此，一方面是国民党在前方对中共进行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在后方面对各种批评和学潮、工潮，社会动**不安。

如果说在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胜利之时，对这种状况尚可有一定的容忍，那么在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并由攻转守之际，便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状况继续。

蒋介石深感有调整政策、实行总动员、加强统治之必要，即所谓“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

1947年3月，在国民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上，如何集中力量“讨伐”

中共，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

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以维统一而保民生并利宪政之实行案》，要求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

萧铮、任卓宣等提出：共产党问题是今天最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军事行动感受威胁，在舆论上受到压迫，应该转变空气。

大连市党部、重庆市党部等向全会提出议案，要求下令否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并予明令讨伐。

在一片反共声浪中，全会公开宣示：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

。

其后，国民党在山东和东北战场接连失利，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学潮，对国民党统治造成强烈的震撼。

实行总动员、以全国之力与中共作殊死之搏的呼声在国民党内日渐强烈。

白崇禧上书蒋介石，建议政府应变成战时体制，使能担任全国总动员之任务，以全面之力量，攻击全面叛乱之敌人。

徐永昌和贾景德也向蒋介石提出：“现在我方是以经常应付非常，应以非常应付非常，一切以灭共为目标。

吾人应承认，今日之中国，可能成为共党之中国，吾人应利用一切人力物力以灭共。”

蒋介石亦认为：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

6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举行联席会议，蒋介石在演讲中为与会者打气说：“实际上军事并未失败，经济基础亦毫未动摇，而我们完全是为共产党宣传所摇动，亦全由我们自己党员不听命令、不实做、不努力，换言之，我们并未失败，完全是我们自己动摇。”

他“提醒大家，如不于此可为之时努力好作，努力厉行改革，若一旦至共党胜利，我们全党再无立足之地，亦更无恢复之时”

。

他提出对中共明令讨伐，“如其他党派反对，虽至其完全的退去，亦不姑息，主要在实行全国总动员。

“7月3日，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高层讨论此事，与会者多未表反对。

4日，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交的《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案》，声称“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