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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第3页）

，表示“政府决心戡乱，实出于万不得已”

，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励进行”

。

“戡乱动员”

由此成为国策。

与此相配合，8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戡乱建国动员方案》，强调“使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争取胜利，在此过程中，绝不容有任何和平之幻想”

；要求加强国民党各级组织大力组训民众，协助征兵征粮，确立国民党对各级政府和民意机关的领导地位，发起“戡乱建国”

总动员运动。

“戡乱动员案”

通过之后，对于如何实行“戡乱动员”

，国民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可继续实行1942年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达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

；也有人认为，《国家总动员法》是为应对对日抗战而制定，继续沿用于“戡乱”

，有使中共成为交战团体之顾虑，不如另订“实施纲要”

较为方便与灵活。

结果后一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在“戡乱动员”

时期，应积极动员兵役、工役及各项资财，凡有规避妨碍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日用品价格、工薪及物资、资金、金融业务，得加以限制或管理；对于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

根据这个纲要，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实行“戡乱动员”

的具体政策措施。

27日，国防部命令各地警备司令部，对游行、请愿、罢工、罢课之处理，除出动警察外，必要时可出动宪兵、警备部队协助；如发生暴动抗乱情事时，警备部队可在请示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后出动镇压。

11月1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规定禁止罢工怠工，遇有劳资纠纷，由县市政府设立劳资纠纷委员会裁决，并得强制执行。

12月6日，教育部公布《学生自治会规则》，规定学生自治会不得参加校外团体活动或有校际间联系组织，校方可审核撤换其负责人，并可在其违反规定时撤销解散之。

9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规定实行征兵征粮；征调、征用或租用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民间运输工具器材；必要时得停止或酌减客货运输；国营工厂生产应优先供应军用；民营工厂生产应以军需为要求，可以征用改造等。

当局制定这些办法的目的，在于稳定后方形势，控制反对力量，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反共战争，其中军事动员和经济管制方面的规定基本得以实施，但对于学运、工运的控制和民营经济的动员成效则不如预期，尤其是中共领导的城市学生和工人运动仍然此起彼伏，动摇着国民党后方的稳定，其中主要有：1947年11月浙江大学学潮，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学潮，4月和7月北平学潮，6月全国性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1947年9月上海电力工潮，1948年2月上海申新工潮等。

“戡乱动员”

实行之后，国民党是否可以此挽救其统治危机，正如孙科所言，“无法估计，除非上帝，谁也不晓得”

，可见国民党高层对实行“戡乱动员”

的成效并不敢抱过高之期望，对战争的胜利也不再有必胜之信念。

由于国民党的组织涣散，内斗激烈，中央缺乏强有力的集中领导，不能不影响到“戡乱动员”

的实际成效。

在“戡乱动员”

实行了一年之后，国防部长何应钦还在抱怨：“过去剿匪失败，由于没有实行总动员，仅系纯军事的剿匪，虽有完备之总动员法令，但无执行机关，以至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未动员。”

但“戡乱动员”

令发布后，国民党统治日趋严酷，异议声日渐受限则为不争之事实。

“戡乱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