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第4页）

在社会层面的最大影响在于对人民各项自由权利的限制。

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人民自由权利的限制本来较为宽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也曾废除了若干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法规。

但随着民间反战运动的高涨，尤其是中共对反战运动的支持和1947年5月的反战学潮，国民党后方城市局势动**，直接影响其统治的稳定，迫使国民党不能不加强统治，更多地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戡乱动员”

则为这样的限制提供了“合法”

依据。

1947年12月25日，在《中华民国宪法》施行的当天，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如有将军队、军事要塞、军械及一切军需品交付“匪徒”

者，投降“匪徒”

者，煽惑军人叛逃者，泄露军事秘密者，为“匪徒”

间谍，及招募兵工、募集钱财、供给军用品及其他物资者，意图妨害“戡乱”

、扰乱治安及金融者，可处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画、演说为“匪徒”

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该“条例”

的施行区域，由国民政府以命令定之，起初只限于所谓“匪区”

或“绥靖区”

，1948年11月4日，在国民党统治全面动摇之际，由蒋介石下令施行于全国。

为适应宪法实施后既要对外维持“民主”

形象，又要加强镇压、稳定统治之需要，蒋介石于1947年12月13日向立法院长孙科提出：现行法令与宪法抵触者众多，如“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

等，概对中共采取以军法审判之严峻处置，虽经国民政府备案，究未能悉符法定程序，且与宪法中人民不受军法审判之规定不免抵触。

因此，他要求将有关处理中共人员的办法统一整理为特别刑事法，专设审判中共案件的特别法庭，在系统上隶属于司法机关，而由各级军法机关兼理其事，其审判程序与军法相同。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经过立法院的讨论，1948年4月，在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对外极力展示“民主”

形象时，国民政府公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和《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规定在首都设立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在若干地点设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专门审理与“戡乱”

有关的案件；判决后不得上诉或抗告，但处5年以上徒刑者可向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申请复判。

国民党设立特刑庭的目的，就是“与戡乱建国相辅而行，审判案件应与国策配合”

，避免出现一般司法审判须经多级审理、需时较长的情况，以迅捷强力之手段镇压民主运动，安定后方形势。

为了保证特刑庭的审理能够配合“戡乱建国”

国策，蒋介石指示应尽量由军法机关人员兼办特刑庭的业务，各地军政机关和军警部队并应切实协助特刑庭的工作。

军事当局甚至主张，不仅在每一绥靖区所在地，而且在每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设立特刑庭，并随军队进止而随时判案，只是由于司法当局不赞成而未实行。

根据1948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决定，各地国民党干部联席会议于必要时得邀请当地特刑庭负责人参加，并随时提供情报供其参考；特刑庭于承办案件发生困难时，亦得商请各单位予以协助。

特种刑事法庭因此成为国民党镇压反抗、维持稳定的重要工具。

还在特种刑事法庭《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和《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正式公布之前，上海特刑庭已于1948年3月12日开始办公，表明面对日渐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对形式上的程序公正亦无暇顾及了。

第一批特刑庭设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和广州，其后又陆续在天津、青岛、西安、杭州、福州、安庆、兰州、迪化（乌鲁木齐）等地设立。

从此以后，凡非军人身份，触犯《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的案件，一律送特刑庭审理，并在很短时间内结案执行。

中央特刑庭成立的第一个月，仅审理南京、上海两地的复判案件即有两三百件，可见特刑庭的判案数量不在少数。

但即使是在这样严厉的镇压之下，国民党统治区各城市的“危害治安”

案件仍层出不穷，社会动**有增无已。

为了加强镇压，8月17日行政院又发布命令，规定：（1）司法警察机关于情形紧迫时可无搜索票而径行搜索住宅或其他处所；（2）对于罢工及其他妨害生产之行为严予禁止，违者移送特刑庭；（3）对于学生罢课游行、聚众请愿、扰乱治安或文字鼓动、口头煽惑、破坏秩序者，切实禁止或解散，重要者送特刑庭；（4）各机关团体学校负责人应切实负责维持秩序，发现违法者应向治安机关陈报，并尽可能协助侦取证据，违者应予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