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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第5页）

此时，中共的全面胜利已经在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保留更多的人才用于未来的建设，中共中央指示：“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

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

此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城市转向以组织护厂护校、策动起义、准备接收为中心的斗争策略。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

首先是为了对付中共。

“戡乱动员”

令发布前后，国民党发布了一系列严厉镇压中共尤其是中共在国统区地下活动的通令，其中以1947年9月5日行政院公布的《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为代表。

该法下令后方中共党员应限期申请登记，脱离党籍，并得施以感训或劳役；不登记者一律予以逮捕，移送有关机关审判惩处；中共在各地组设之机关团体一律予以封闭，其房屋及一切财物，除属于他人所有，经查明得发还外，悉交当地政府依法处理。

该法颁布后，国民党在其后方各地加强了对中共地下活动的镇压，并对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施以各种刑罚，直至处以死刑。

但是，中共地下活动并不因“戡乱动员”

而中止，在国民党后方各地，尤其是各大城市的中共地下活动仍然极具组织和成效，并已渗透至各行各业，甚至是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力量——军警宪特部门，直接动摇和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稳定。

国共两党自全面内战爆发后即处于交战状态，1947年3月，两党断绝公开关系，国民党宣布中共为“非法政党”

。

“戡乱动员”

令发布时，中共在国民党后方各地早无公开合法的组织与活动，而在“戡乱动员”

令发布前，国民党对被捕之中共地下党员也未处以“宽大”

。

因此，“戡乱动员”

令的发布，对国共关系并无多少实际的影响。

受“戡乱动员”

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在严酷的战争和国共对立中仍然企图保持中立地位的党派团体和舆论以及国民党后方各地的民主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民主同盟。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主要党派中，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先后站到了国民党方面，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并因此以政府成员的身份，支持“戡乱动员”

，成为国民党的友党。

中国民主同盟则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一党专制，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要求实行政协决议，从而成为中共的盟友。

但出于客观现实的考虑，民盟及其领导人同时也还与国民党维系着一定关系，仍然参加一些由国民党主导的机构如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并且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在内战初期，当国民党自信可以武力在短时期内解决中共问题时，虽对民盟亲中共的立场颇为不满，但为对外显示其“民主”

形象，仍对民盟保持了一定的容忍。

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而民盟又不断批评国民党的战争政策，尤其是在“戡乱动员”

令发布后，民盟公开表示异议，使国民党再也无法容忍，对民盟的打击迫害骤然升级，并以“孤立上层，打击下层”

为重点，民盟一直企图保持的中间立场为严酷的现实所不容。

“戡乱动员”

令发布后，7月7日，有记者问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政府对于反对内战派如民盟，今后态度如何？”

孙科当即表示：“动员令颁布后，反对内战等于反对国策，亦即反对政府，当然要取缔，不容其存在。”

孙科在战后一度是国民党内主张对苏对共采取温和态度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对民盟如此决绝之表示，预示着国民党对民盟态度的重大变化。

其后，国民党内又有人提出，“民盟是反动集团之一，应严拿究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