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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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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张东荪、章伯钧在南京会见美国特使魏德迈，特意表示民盟一贯主张和平统一，是独立政党，外传与中共关系，是有意造谣。

但即便如此，也并未缓解国民党对民盟的压力，民盟的活动空间日渐缩小，生存更趋艰难。

10月1日，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发表谈话，指出：“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后，若干民盟盟员仍不知自爱，公然担任匪区工作，参加叛乱，其海外总支部复尽量宣传，号召人民以行动反抗政府，凡此事实益足使人深信民盟殊非独立政党，实为中共之附庸。”

在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和罗隆基为此作出解释后，董显光又进一步指责民盟“不仅承继中共遗下之产业，且中共之地下工作所付托于民盟者亦殊为明显，政府对于民盟鼓动各地学潮种种阴谋，更获有确切证据。

总之，此事已非文字辩论之问题，而为一事实问题。”

董显光的公开谈话实为对外制造舆论，预示国民党已准备以“事实”

为由镇压民盟。

更有甚者，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等，被陕西省戒严总司令部以“勾结共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

之罪名处以死刑。

民盟南京办事处也受到警察的监控，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已不能得到保障。

如此种种，均表明民盟处境岌岌可危。

面对国民党的打击迫害，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在上海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

鉴于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已不可避免，而民盟为公开活动之党派，如被镇压，普通盟员势将蒙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民盟成员的安全，他们在27日决定，派黄炎培赴南京交涉，要求国民党不下令解散民盟，民盟则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活动。

但国民党为了以镇压民盟而警告反对派噤声，已经等不及民盟的表态，于27日由内政部发布公告，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

为由，声明“政府对此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之非法团体，不能坐视不理”

，“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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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

之命令既下，黄炎培亦到南京，与已在南京的罗隆基等，连日与张群、吴铁城、邵力子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交涉，提出解决问题的善后办法。

黄炎培提出由民盟自行宣告停止活动，解散总部，领导人辞职，但政府不追究民盟成员的责任，并保证他们的自由权利。

虽然民盟因其追求民主的言论行动为国民党所强烈不满，但民盟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其领导人多为有地位、有声望人士，其中一些人还与国民党领导人和美国方面有一定的个人关系，国民党亦不便断然予以镇压。

已经退出民盟，并且与民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民社党和青年党领导人张君劢与李璜亦专函致行政院长张群，希望“政府适可而止，不必株连，以安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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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盟愿意自行停止活动、国民党借此警告所有反对派之目的已达的情况下，国民党亦考虑留有余地，对民盟成员给以一定的宽大。

10月31日至11月1日，行政院长张群和黄炎培谈话，表示经过其疏通，政府可以同意民盟自行结束，不再下解散令；黄炎培则要求，民盟成员一律免除登记，被捕者不援用“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

，得张首肯。

11月5日，民盟领导人在上海开会，讨论与国民党商谈结果及民盟发表停止活动公告等事宜。

就在他们开会场地的门外，国民党派出的特务云集，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讨论当中，沈钧儒、史良等对公告有所异议，但“终以大局被迫至此，已无否认之余地，乃决照原稿付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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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公告回顾了黄炎培等与国民党的交涉情况，声明“最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同人已不能活动”

；决定民盟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于即日解散。

至此，曾在战后民主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停止公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