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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第7页）

作为信奉西方民主理念、以公开合法活动为张本、追求议会民主政治的政党，民盟以这样的方式停止活动，虽引起盟内一些人的批评和非议，惟实无可厚非，因为民盟本非武装集团，无力抵御国民党的镇压，其领导人有责任为普通盟员的人身安全负责。

经过民盟领导人与国民党的交涉，虽然不能避免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

，不能完全避免国民党对民盟成员个人的打击迫害（黄炎培的儿子、民盟盟员黄竞武亦于国民党失守上海前夕遇害），但毕竟使盟员的人身安全得到一定的承诺，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何况，民盟及其领导人并不因此而失去对民主的信念与追求。

民盟主席张澜声明，停止活动为“迫不得已”

，声明“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

，希望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

。

其后历史的发展表明，民盟仍不失为在中国实现和平、推进民主的重要力量。

国民党镇压民盟的事实证明了中共对中间势力及其党派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判断，如周恩来所言：“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

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固然使其统治少了公开的批评者，舆论也更为一律，但在政治上大大丢分，严重影响其极力对外展示的“民主”

形象，并未获得多少实际的利益，反使民盟此后更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共方面，增加了反对其统治的力量。

而在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

以后，所谓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不复战后曾有的声势，在国民党打出的三民主义旗号而声誉江河日下之时，中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便日渐成为多数人惟一的选择。

民盟本由多个党派团体组成，其内部在政治理念以及对局势的看法方面有一定的差异，第三党的章伯钧和救国会的沈钧儒等更倾向左翼。

对民盟发表停止活动之通告，章、沈等人是有不同意见的。

民盟总部宣布自行解散并停止活动后，沈钧儒、章伯钧等陆续转移至香港，与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柳亚子、邓初民等，积极酝酿民盟重新打出旗帜，恢复总部活动。

1948年1月5日至19日，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主导，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首先通过《紧急宣言》，否认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

及民盟总部解散声明。

全会通过的宣言和政治报告，将国民党政府定位为“反动政府”

，提出中国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彻底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彻底消灭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完全自由。

在这一斗争中，民盟的政策方针是：站在人民方面，跟人民公敌斗争到底，支持以人民武装反抗反动武装；不能有所谓中立的态度和中立路线；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实行密切合作。

全会将民盟的组织工作方针，由“和平合法公开”

改变为“革命性和群众性”

，实行民主集中制，严密地方组织，建立高度的组织纪律，进行地下工作。

全会决定在香港设立民盟临时总部，同时在上海设立驻沪执行部，仍以张澜为民盟主席，暂由沈钧儒和章伯钧主持临时总部的工作。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诸项决定，得到了留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的同意与支持。

此后，民盟正式恢复政治活动，但因为国民党已经宣布民盟为“非法”

，因此除在香港和海外的民盟可以公开合法地活动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盟组织只能进行地下活动。

在此前后，农工民主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镇压，也陆续停止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活动。

可以说，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

是战后中间道路走向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民盟等中间党派在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基本放弃了中间立场，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逐渐接受中共的领导，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而青年党和民社党也抛弃了所余不多的“中间”

立场，与国民党同乘“戡乱”

战车，终至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