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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一败涂地的币制改革（第4页）

政变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上海资本家阶级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9月6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央党部的演讲中，指责上海资本家“对国家对政府和人民之祸福利害，乃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毫没改变。

……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彼等既不爱国家，而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以本星期三以内，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届时如其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账，不据实陈报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行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介石还要俞鸿钧查封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原因是蒋认为上海银行公会提议向政府交出1000万美元出自该行董事长李铭的主意，是为了应付差事。

李铭后通过上海市长吴国桢向蒋说项求情，才得无事。

作为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李铭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此次币改还担任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对蒋氏父子如此不留情面，几近于明火执仗地攫夺他们辛苦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资产深感失望，稍后即辞去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准备另谋出路。

一叶知秋，李铭的动向预示着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国民党态度的重要变化。

迫于当局的高压，上海各金融机构不得不将外汇资产向中央银行登记；上海市工业会也在理事长杜月笙主持下决定，通知各会员工厂将所有金银外汇一律缴存中央银行。

实际上，这些登记外汇多数并未被没收，在放松金融管制后又陆续归还了所有者。

真正使上海民营工商业遭到重大损失的是关于限价的规定，因为物品的生产或进货成本超过了限价的价格，按限价出售必然亏损。

据估计，在限价期间，棉纱业售出棉纱5万件，布数10万匹，总值金圆券5000万元，其中申新系统的损失约占110；毛纺业因出售损失金圆券2000万元；百货业的存货基本卖光；全市工商业总计损失约2亿元，折合100万两黄金。

9月9日，行政院公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均不得超过3个月用量，违者即以囤积论；工厂商号存储之成品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抬价出售者以居奇论，物品没收并科1000元以下罚款。

此令公布后，工商业均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存货被要求以限价出售，以维持市面供应，卖一件便赔一件，但又不能大量采购或采购不到限价的原料，生产因此而无法继续。

因为限价的因素，物品价格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又因为对纸币的不信任，人们都希望将手中的纸币换成实物，加以大量游资麇集，因此上海市场的销售一度空前活跃，各种物品尤其是棉纺织品被抢购一空用以保值。

这样，一方面是商家惜售或售空，另一方面是购买活跃，买与卖脱节，价格的攀升便不可避免，从而冲击着限价的规定。

9月30日为金银外币兑换的截止日，此时金圆券共发行95675万元，其中用于收兑金银外币约6亿元，收兑法币及东北流通券约5000万元，进出口结汇及侨汇约8000万元，其余22000多万元为国库及其他业务支出；共计约回收黄金160万两，白银801万两，银圆1683万元，美元4468万元，港币7960万元。

但此时已有征兆预示币改前景的不容乐观。

一是财政部于10月1日通令将金银外币的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说明兑换情况不如当局之预期，而且使当局再一次失去了信用。

10月以后的收兑数甚少，10月全月不过收兑黄金5万两，白银103万两，银圆672万元，美元329万元，港币187万元，尚不及此前兑换数的零头。

二是自10月初起上海出现抢购潮，尤其集中在便于保值的棉纺类商品，甚至连以往购买者不多的高级毛呢料及其制成品也成为抢购对象，迫使市政府决定凭身份证或户口本购买物品。

强令限价本来便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限价后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只能以销售存货维持；外地物资和原料因限价而不愿运进上海，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

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造成抢购，动摇限价。

面对此种情况，蒋经国认为不能轻易变更政策，影响政府信用，仍然坚持以行政手段和高压措施严格管制，维持限价；他还决定将物资检查扩大到沪宁、沪杭沿线各城市，以免物资外逃，并使用军警力量扑灭黑市。

平心而论，蒋经国在上海以“打虎”

自诩，虽不无以此立威、获取政治资本的考虑，但其表现“亲民”

，从宣传到行动，起初颇令见惯了国民党官僚做派的上海市民有耳目一新之感。

小蒋承认管制物价“相当困难”

，但是“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

，而且口称“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什么事都不会失败”

。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经国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他打击的对象多为民营资本和社会闻人，并无真正背靠上层权力支撑的官僚资本，所以有不打“老虎”

专打“老牛”

之讥，不足以真正威慑豪门巨富；他自恃其来头，撇开原有行政官僚体系，自行其是，在国民党错综复杂的派系政治生态中引起许多矛盾，上海市长吴国桢对他依靠“戡乱建国”

大队任意查抄物资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一再以辞职表示不满，其他人亦是冷眼旁观者有之，盼其失败者也不乏其人，以至他有“商人可恶，政客更可恶”

之感叹；他基本上依靠行政和高压手段实施经管，对各种复杂的关系考虑不够，行事有操切鲁莽之处，不仅得罪了大资本家，而且其手下任意查抄物资的举动，也使不少小商人有自危感；及至限价难以为继，普通市民原先对他的好感也在消失。

种种矛盾的交织演变，终以扬子公司事件而使蒋经国之“打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