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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一败涂地的币制改革（第3页）

他将投机囤积、操纵物价、贪赃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视为“后方的敌人”

，号召大家“共同起来制裁他们，消灭他们”

；强调“无论何人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

他坦承“上海的环境是复杂的，工作不易做好，但我相信只要不怕权势的压迫，金钱的**，就不会有做不通的事”

。

他的言论最能吸引市民关注的是，他在上海是只打“老虎”

不拍“苍蝇”

，声称“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

。

蒋经国以“戡乱建国”

工作总队第六大队为其基本工作干部，并运用其在赣南的施政经验，发动青年和社会力量支持经管工作，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下辖12000余人的20个大队，协助推行币改，反映社会意见；还决定设立密告箱，鼓励告发，同时在每周二和周四公开接见市民，听取意见。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

8月26日，蒋经国召集上海经管各部门开会，决定由他统一指挥检查工作，对违令者吊销执照，没收存货，负责人送特刑庭处理。

28日，他指挥“戡建”

大队检查上海商家与厂家，共查封纱布120件，扣留黄金2000两左右。

此后，上海特刑庭以从事黑市买卖、扰乱金融、妨害“戡乱”

、贪污舞弊等为由，判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死刑，以示对投机奸商和贪赃官员的警告。

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做法起初得到了部分市民的认同，因为他们手中的金银外币无多，更希望物价稳定，过安定的生活。

币改之初，曾经一日数变的价格在严格管制下得以基本稳定，加上政府的强力宣传和运作，使得金圆券的兑换情况还算理想。

金圆券首发的23日，上海收兑的金银外币约为100万美元，3天共收兑6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的贡献，甚至在短时间里出现排队兑换的情况。

金银外汇的大头主要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而他们对币改的态度显然有相当的保留，大多数人起初并未按规定兑换金银、登记外汇资产，而是在观望之中。

上海因其经济发达而成为当时中国有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其中不乏颇具实力的经济金融资本集团。

他们对国民党当政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也曾从中获取相当的经济利益。

但是，上海资本家阶级与国民党的关系在战后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国民党的经济统制政策压缩了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使他们满怀怨言；因为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正常运转，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治国能力产生怀疑；加上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不以市场通行规则，而是利用特权，以权势操纵经济，也使他们啧有烦言。

他们已不似过去那样对国民党有求必应，从政府几次推销公债情况的不理想，即可知他们态度变化的大致端倪，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正在疏离之中。

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后，登记外汇、严控物价的诸项规定，使他们的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而且他们深知，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币改几无成功可能，交出金银外汇只能是有去无回。

因此，他们纷纷以软磨硬抗对付币改，而国民党继之以逼迫和威胁的手法令他们就范，更使他们大起反感与不满。

面对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9月初，蒋经国又以重拳出击，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

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申新纺织集团负责人荣鸿元、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上海闻人杜月笙的二儿子）、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同时对油业公会理事长张超、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杜月笙的总管）、永安纺织集团负责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

其后，杜维屏和荣鸿元均被判刑6个月，并在处高额美元罚款后，准许交保释放。

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如李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刘鸿生（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等谈话，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并且觅保具结，未经允许不得离开上海。

在公开场合，蒋经国对这些比自己年长若干岁的长辈口称“老伯”

之类谦辞，但在个别约见时则不假辞色，颐指气使，以至使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

。

这些人均非等闲之辈，他们都曾是当政者的座上宾，杜月笙更是在1927年为蒋介石的“四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