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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一败涂地的币制改革（第2页）

主要内容为：（1）金圆券1元含金0.22217克，折合法币300万元；发行以20亿元为限，十足准备，其中40%为黄金、白银和外汇，其余为有价证券和国有事业财产，由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监督；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

（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

（3）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于12月31日前申报登记；除保留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外，均应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处7年以下徒刑并处罚金，没收其外汇资产；告发者给予没收资产的40%作为奖励。

（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废止按生活费指数发放薪金办法；禁止罢工和怠工。

此次金圆券发行的现金准备（金、银、外汇）为2亿美元，非现金准备（敌伪产业与国营企业资产）为3亿美元；金圆券与黄金、白银、银币和美元的官方比价为：黄金200元1两，白银3元1两，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美元1元兑金圆券4元。

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同时，行政院于22日成立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由著名金融家李铭任主任委员；又于25日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由院长翁文灏挂帅，并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区为俞鸿钧，蒋经国协助，天津区为张厉生，王抚洲协助，广州区为宋子文，霍宝树协助。

为了督促币制改革的进行，蒋介石电令各省市政府，要求“同德同心，通力合作，俾此重大措施迅收最良效果”

；“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

。

同时，蒋介石发表书面讲话，希望民众“全力拥护改革币制的政策，彻底执行管制经济的法令。

如有少数人不顾大局，只图私利，因袭法币贬值时期的作风，操纵新币，为投机垄断的工具，以危害其信用，那就是破坏我全国人民的生计，也就是我全国人民的公敌，政府自必依据国家总动员法令及刑事法规，视同卖国的奸匪，予以严厉的制裁。”

翁文灏则在致各省市政府电中提出，对违令者除予行政处分外，并将依“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

，将严重者移送特种刑庭严加惩办。

“奸匪”

、“制裁”

和“特刑庭”

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此次币改的有关文件中，说明此次币改不能完全以经济行为视之，而是自始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强迫性，是国民党企图以强力社会动员应付全面危机的重要举措。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国民党将币改的实施重点放在上海，并以全力推动之。

8月20日，蒋介石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表示此次改革有充分准备，且具有最大决心，希望各界拥护政府决策。

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各业负责人开会，要求以19日价格为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并应保证正常供应，不得拒售。

为了保证币改的顺利进行，上海设立了检查委员会（委员蒋经国等）、物资调节委员会（委员刘攻芸等）、物价审议委员会（委员吴国桢等），特别将工作重点放在检查方面，实行普遍搜查，取缔囤积居奇。

一时间，上海的经济风云变幻莫测，并牵动政治风向，成为全国瞩目之中心。

此次币制改革，蒋经国以“太子”

身份坐镇上海督导进行。

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南实施亲民“新政”

，小试身手，颇有口碑。

但赣南毕竟为内地偏远小城，小蒋的“新政”

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大。

因此，初到上海这样国内外瞩目的中心城市，蒋经国抱有大干一番的想法。

他已经因在青年军任职而有了军界经历，因东北外交折冲而有了外交经历，因党团合并而有了国民党中常委身份，他所缺乏的经济历练和在全国性政治舞台的亮相，都将因此而集于上海经济管制一役之中。

何况，派他到上海督导经管，不乏蒋介石培养其接班的长远考虑和良苦用心。

这样，蒋经国上有“太子”

身份和尚方宝剑，下有基干队伍和一套做法，内心有事业冲动，外界提供其表演舞台，名为协助，实为主管，成为上海经管实际上的主角。

此次币制改革的重头戏，一是发行新币并回收金银外币，二是严格管制物价，而前者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又视物价能否稳定，以重建市场信心。

此前上海多次物价管制的失败，使一般人对此次物价管制也不抱什么希望，也使蒋经国身感压力之大与负担之重。

蒋经国提出：“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政策加速生效，而获得成功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