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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一败涂地的币制改革（第6页）

金圆券的起始发行数量是3亿元，但到10月底已经发行了16亿元，接近20亿元的限额。

进入11月，限价被取消，金圆券发行数额便无法控制。

11月10日，央行总裁俞鸿钧致电蒋介石：“现在军政需要增加极巨，急如星火，稍一脱节，深虑贻误；而金融市面，以物价高涨，需要亦多，长此以往，超出限额迫在眉睫。”

他要求“必须立予解决”

。

次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

该项“办法”

将金圆券1元的含金量改为0.044434克，即一举贬值80%，与此相适应，金圆券与各种硬通货的官价兑换比例均有较大幅度之下降。

至此，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

币改的主要设计者王云五也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提出辞职，可是谁都不愿轻易再接这个烂摊子。

11月7日，蒋介石只好致电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称：“王财长坚辞，以情势论，实无法再留。

此时只有望兄兼任财长，期度难关。

……此时最急者为先任命财长，使财政经济急务可以如常进行，不致以无人而中断也。”

但俞鸿钧不愿再为冯妇，曾任财政部次长的徐堪被说动，于11月11日接王云五任，使财长职位不至空缺。

此后，行政院长翁文灏亦因“币制改革完全失败”

而请辞，11月26日，蒋介石任命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11月20日是法币收兑的最后期限，因为收兑点和兑换时间有限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至17日估计共收回法币235万亿元，占发行总数的35%，东北流通券13000亿元，占发行总数的41%，共计兑出金圆券8287万元；估计最终仍有14左右，即180万亿元的法币未及收回（折合金圆券6000万元或黄金30万两）。

收兑的金银外币总数约为19000万美元，约占国内全部保有量的15，其中大部分为普通百姓所兑换。

无论是部分法币最终未能收回，还是金圆券兑出后的急剧贬值，都是当政者对民众的盘剥。

素有民间舆论风向标之称的《大公报》评论说：“因为改革币制，因为限价政策，因为物价强抑而复涨，全国人民消耗的元气是太大了，上海工商业所受的损失，不过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一例而已。

但是从其中获到利益的究竟是谁呢？”

官僚豪门并不因币改而受损失，“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

，还可借此发一笔“国难财”

；资本家大户受了相当损失，但他们毕竟有一定的承受力；真正在币改中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的仍是平民百姓，升斗小民以历经艰辛而积存不多的金银外币换回的几张金圆券，因急速而剧烈的通货膨胀转瞬即成废纸，他们的所有家当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储安平尖锐地批评了币改对百姓的盘剥：“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

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

“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

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国民党进行此次币制改革，有多种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是法币濒临崩溃，不改无以为继；其次是财政一筹莫展，可借币改获取硬通货，以民间资金支持战争；再次是稳定后方经济形势，并将有产阶级拴在内战战车上。

但是，不仅外界普遍不看好币改前景，认为“如内战不停，财政收支绝对无法平衡，则通货又将继续膨胀”

，币改即为换汤不换药，而且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对币改时机与成效也有不同意见。

长期主管政府财政金融，但时已不担任实际职务的孔祥熙认为，币改“既无充分准备，又未增加生产，且强征民间黄金外汇，不顾商情成本，限价勒售，强迫执行。

凡此种种，均大失人心。”

因此对国民党而言，此次币制改革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意，所谓不改革是拖死，而改革不过是速死。

总之，此次币制改革不仅未能挽救经济的崩溃，而且国民党在其统治重心所在的城市中彻底失去了人心，在上自资本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眼中，国民党政权已经成了无论谁当政也较其为好的再糟不过的政权，其垮台已经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