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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国共内战与土地改革（第6页）

据此，各根据地在1948年内普遍进行了纠正土改“左”

倾偏向的工作，主要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使土改恢复到正常有序的轨道上。

在此基础上，中共又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对土改的实施战术作出了重要调整。

在中共各根据地中，有抗战时期建立的老区，有抗战胜利后至1947年反攻前建立的半老区，也有1947年反攻后建立的新区。

新区因为没有宣传、组织和动员的基础，为了急迫地打开土改局面，常犯“左”

倾急性病，如乱杀人、打土豪、分浮财等，打击面过宽，往往造成经济凋敝，工商停业，军需供应发生困难。

如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之初，“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违反政策”

，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

。

事实证明，当军事上没有面的控制，大多数农民没有分地要求和组织起来，干部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时，马上土改“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不仅损害了中农利益，甚至还损害到贫农利益，结果反而使部队的生存环境和群众基础大受影响。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部队打到外线去以后，与其马上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如先按阶级路线摊派征税”

；而且“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

，不可再用。

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总结抗战时期的成功经验，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所有新区只进行减租减息，停止分田；只有具备了环境已经安定，大多数基本群众有要求，干部能掌握当地工作的条件后，才可以分配土地；在刚刚解放的地区，即便减租减息亦可暂不进行，而着重清匪反霸，使农民得以合理负担，创造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条件。

此决定作出后，包括中原根据地在内的各新区，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在土改中停止分田，进行减租减息，从而稳定了新区的形势，也为下一步分田土改准备了条件。

到1949年6月，中共治理下的地区已有229万平方公里、270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1509万人、耕地5908万公顷，已有12464万人和3919万公顷土地完成土改，分别占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总数的60%和66%;另有800万人和196万公顷土地实行了减租；还有8245万人和1792万公顷耕地未进行土改。

中农在土改后已占到农户总数的70%左右，其中由贫雇农上升为中农者有相当数量。

土地改革不仅表现在对战争的支持和生产的提高这些直接效果方面，实际上，土改也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与组织，对中共建政具有长久的重要意义。

中共在土改中派出工作队，深入乡村，发动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使千百年来处于自由散漫、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民，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他们被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中共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层层深入渗透到乡村基层末梢，瓦解了乡村原有的士绅统治架构，建立起基于共产党的领导的新型统治方式，从而大大有利于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广袤的地域内确立完整、统一而有效的统治体系。

与土改同时进行的妇女、儿童、扫盲、水利、救灾等工作，也具有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的积极意义。

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及其不同结果，实际反映了双方依靠力量和基础的不同，也表现了双方社会动员和施政理念的模式与方法的不同。

国民党在农村依靠的主要是地主士绅，但听任其自治自理，缺乏对他们的组织动员，从而无法在农村实现有效的统治；中共在农村依靠的主要是贫农，通过对他们强有力的组织动员，给他们以实际利益，成功地支持了涉及广大地域与人口的革命运动。

因为依靠的是地主，国民党不能不采取温和的渐进改良的农村政策，但仍因地主不愿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失败；因为依靠的是贫农，中共采取了激进的革命的农村政策，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在不违背原则性的情况下，在实施上有充分的灵活性，从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较为缓慢，且现代工业多数集中在沿海城市，中国基本上仍为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前近代或半近代国家，这样的社会形态，对于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是有利的。

作为执政党，国民党以城市为执政重心，更多地关注自城市获取执政资源，但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则因中国经济的不发达而受到相当的制约。

有如外国舆论所评论：“国军在内战中显出的最大弱点，是高估了城市在中国那样农业国家中的价值。”

而作为非执政党，中共则对国情有深刻的认识，成功地开创了以农村为中心，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最终由此走上了执政道路。

如毛泽东所总结：要肯定土改伟大的成绩，解放战争就是靠土改发动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