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六 国共内战与土地改革（第5页）

要进行彻底的土改，就要广泛发动群众，由于农民的特性，在发动前一般表示犹豫，而发动后又不易控制；尤其是乡间的流氓无产者，较易动员但好走极端，在他们的示范效应作用下，易使农民的行动趋向激烈。

小农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和对国民党军及还乡团进攻的报复意识均可刺激过激行为的发生。

在土改过程中，适度的掌握与组织控制尤为重要，但中共在各地的基层组织，或缺乏经验，或认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或等待上级指示，对土改过激行为的控制不够有力。

另一方面，为了在土改初期迅速发动群众，中共领导人更多地强调了激发和保护群众的斗争热情。

毛泽东认为：“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

刘少奇认为，“群众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只要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主张这么办，那就这样办”

，否则“就要阻碍群众运动，阻碍土地改革”

。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时，虽然提出要注意团结中农，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地主的政策也应有所区别，但又强调土改在“大部分地区不彻底”

，原因是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指导；其中党内不纯又是土改不彻底的基本原因，因为“地主富农混进来，党内阶级路线、阶级观点模糊”

，需要“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

，在党内清洗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

这不仅不利于纠正土改中的“左”

倾偏向，而且还使“左”

倾偏向又发展到基层整党，错整了不少党员。

刘少奇过后承认“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

土地会议上主要是反右，也批评了、反对了‘左’，但做得不够，积极想办法防止‘左’做得不够。”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随着土改的全面铺开，由于对土改和群众路线的片面理解以及政策执行的偏差，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宁“左”

勿右的偏向，诸如提出“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

，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

，不给予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将开明士绅作为斗争对象，如长期与中共合作的晋绥边区开明士绅的代表人物刘少白被斗争；撇开组织领导，对基层干部“搬石头”

，清洗出身于地富家庭者，并听任一些流氓无产者乱来；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东北“一度打风盛行，死人过多”

，华中“打死人事情，全华中可能已有上万的数目”

。

结果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

，造成农村社会的恐慌和动**，事实上也脱离了大多数群众，在当时因恐惧斗争而外逃的人员中，不仅有较多的地主、富农，也有一些中农甚至贫农。

土改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表现为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将不少中农错划为地主或富农，扩大了打击面。

因为以彻底平分土地为原则，难免侵犯到土地较多的中农利益，据估计被侵犯的比例在15至14左右，结果是“大大扩大了打击面，把中农当作富农，把富农算作地主，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严重偏离了中共一贯行之有效的争取中间阶层的策略方针。

在发动群众参加土改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左”

倾偏向和过激行为的发生，将有损于土改的既定目标，影响中共的战争动员能力，从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迅速着手加以纠正。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

，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

。

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将划为地主、富农的标准提高，使他们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降到10%以下）；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

倾宣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