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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国共内战与土地改革（第4页）

“五四指示”

发布后，中共各根据地都根据不同的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动员广大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

在东北，因为土地集中，大地主多与日伪有关系，因此以没收地主土地为主；在多数根据地，通过清算地主超额剥削的方式，迫使地主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在陕甘宁边区，因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政治影响较大，采用了发行公债征购的方法，将地主土地转让农民，同时给予地主以部分地价的补偿。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各根据地都有大约23的地区进行了土改，各阶级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与他们的人口比例趋向平衡，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更有利于动员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直接参军参战，支援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广大农民支持，已成为中共实行全面动员、赢得这场战争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毛泽东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因此，中共各根据地的土改政策开始向彻底分田的方向变化，对地主不再给予照顾，并开始触动富农的土地，但各地土改的政策与方法未尽一致，迫切需要有统一的政策指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有各根据地代表参加的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土改的政策方法等问题，以指导全国的土改工作。

此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土改政策，得到了陕北中共中央的同意。

毛泽东强调：“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会丧失农民，从而丧失革命战争，也丧失民族资本家。

土地改革应该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

在土改政策方面，因为“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

，故大纲以彻底平分土地为原则，提出没收地主土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不分男女老幼，按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同时分配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废除土改前的一切债务。

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成为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布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及其实行，满足了千百万无地少地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求，不仅直接支持了中共领导的战争，而且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具有革命性意义。

但是，因为要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大纲提出了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虽然“办法简单，群众拥护”

，但在实践中势必侵犯中农利益。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提出这样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没有一条，甚至一句话指明要团结中农，不要侵犯中农利益，则是过于迁就农民的平均主义。

这在制定政策中是一大缺点。”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中共在各根据地领导了一场全面彻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基本解决了根据地农村的土地问题。

在进行土改较早、较彻底的山东，据渤海地区对人均占有土地情况的调查，土改前贫雇农1.5亩，富农9亩，地主24亩，土改后贫雇农3.88亩，富农3.9亩，地主2.8亩；得地户占原户数的14左右，得果实户超过了一半；土地和财产占有均趋向平均，大多数人成为自耕农。

通过分地，鼓励了农民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参军的积极性，这是中共在战争中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和可靠的后勤补给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内战期间山东根据地共有96万人参军，此外还有民兵71万人，自卫队210万人，前后动员民工担任运输等任务者超过1000万人。

农民还因为得到自己的土地而大力投入生产，提高了农地产出，在物质资源上支持了战争，也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

内战前，山东根据地人均负担公粮100斤左右，而到1948年则下降为63斤。

毋庸讳言，在中共土改的过程中，也曾经发生过较为严重的“左”

倾偏向。

还在战后初期的反奸清算期间，各地就发生了斗争地主的过激行为，部分地主因此而逃亡到大城市，自称“难民”

，要求“还乡”

，被国民党用以宣传为中共的“残酷斗争”

，也引起了中间势力的疑虑。

及至“五四指示”

发布后，各地在土改和土改复查中均有过激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