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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国共内战与土地改革（第3页）

呢？

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不断失利，不少国民党官员“愈感有迅速实行土地改革之必要，尤其是农地改革，是防止共党扩张之重要武器”

。

“中国土地改革协会”

于1948年3月20日公开发表《土地改革方案》，提出将全国土地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佃耕者以分年清偿地价方式取得土地所有权；地价定为现租额之7倍，分14年交纳；现租额则以不超过农地正产物375‰计算。

土改协会理事长萧铮在提出这个方案时坦率地说：“地主如再一定要保障既得利益，不肯走这条和平改革的路，恐终有一日，要保障生命安全亦不可能。

现在共党所引导的农民叛乱，不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吗？“7月4日，由萧铮领衔、张道藩等数十人联署，向立法院提出以上述方案为基础的土地改革案，要求在半年内拟订计划，一年内实施完成。

立法院对此案进行了长达近3个月的讨论，反共的委员认为，“我国土地问题，根本并不严重”

，反对“为共产党之尾巴”

。

在大会讨论时发言反对者更众，“甚至有人主张本案应不予审查”

。

讨论结果是在10月1日以“并付审查”

了结。

这是国民党最后一次在中央层面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因为根深蒂固的反共观念和地主官僚既得利益的作祟，国民党终未能在土地问题上迈出实质性的改革步伐。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始终未能解决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其土地政策无论在理论上多么完善动听，但从未真正付诸实施。

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提出的政治纲领，“并不能取信于民众，更不能号召民众，不仅不能号召民众，并且还要使民众失望”

，“一般民众对于本党的宣言条文，他们认为宣言条文都是没有价值，没有信用的。

我们自己检讨，这实在是最大的耻辱。”

与中共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而动员广大农民的政策相比较，国民党以地主利益为基础的农村政策显得十分保守，难以得到占中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民支持，从而也使其无法获得真正稳固的统治基础。

中共制定了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的土地政策并特别重视付诸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而不断调整，从而发动了千百万农民成为支持自己的基本力量。

抗战时期，中共为了联合国民党和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激进政策改为实行减租减息的温和政策，经过在根据地广泛而持续地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了实利，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抗战胜利之初，因为国共谈判、争取和平民主发展道路的需要，中共的土地政策“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

，并要求“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

。

1946年初政协会议闭幕后，政治民主化进程因国民党的动摇而停顿以至倒退，内战阴影正在积聚。

为了动员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共改变土地政策有了现实的迫切性，因为“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

因此，中共适时地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农民所欢迎的“耕者有其田”

政策。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

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指示规定了土改的具体政策，即分配地主土地，绝不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动富农土地；对于地主中的抗日军人干部家属、开明士绅和中小地主应予适当照顾。

指示要求各地迅速发动群众，务必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解决土地问题。

考虑到当时国共战争尚未全面开始，中间阶层对激烈土改有较多的疑虑，“五四指示”

对农民获得土地的方式作出了较为宽松的规定，提出采取没收、购买、让与等方式，由地主与农民书写土地契约，“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

。

“五四指示”

对于土改的规定，既在实际上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有利于中共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争取农民的支持；又对分配地主土地作了某些缓和的规定，以利于争取中间势力，稳固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体现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原则性和具体运用的灵活性，具有自减租减息向彻底分田方向转变的过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