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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国共内战与土地改革（第2页）

但举办若干年以来的结果，其加深农民的灾害，比一切力量都强大。

因为所有一切的措施，都找错了对象，都以土豪劣绅为农民的代表，而实际上都帮助了土豪劣绅，加强了土豪劣绅鱼肉农民的力量。”

各级官僚，尤其是县级官僚与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国民党因此难下决心克服地主的反抗并剥夺官僚的既得利益，不能强力推行哪怕是十分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

国民党官员承认：关于耕者有其田政策，拥有土地者多持反对态度；土地改革之推进，政府固须努力，尤赖全国人民之策动、地主阶级之觉悟，以及人民团体之协助。

可想而知，期望地主“觉悟”

的土改又能够走多远。

因此，在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言辞和规定下，国民党总是在实行迁就和照顾地主利益的政策，对解决土地问题总是“正在拟订实施办法”

而不见其何时实行，以至国民党人自己也承认：农村凋敝，农民穷苦，对于我们失望。

可以说今天中国农村的现象，比本党执政二十年以前还要差得远。

国民党在战后曾经提出对所谓“收复区”

或“绥靖区”

（即原中共占领区）实施较为特殊的土地政策。

由于这些地区在中共治理下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或者减租减息，得到民众的拥护，因此蒋介石提出，收复区农村政策应着重解决土地问题，通过发行土地债券、设立合作社、创办农民银行等方法，实行平均地权。

这明显含有与中共争夺民众支持的意思。

蒋介石还训诫部下：“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共匪处理土地的情形，还要表现更好的成绩出来，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是真正为民众解除痛苦，使农民得到利益。

“1946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绥靖区施政纲领》（1947年2月19日重新修正公布），规定在绥靖区内之农地，所有权属自耕农者，得凭证收回自耕；所有权属非自耕农者，得凭证保持其所有权，但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佃农纳租额不得超过农产物13；收复前欠缴之佃租一概不得追缴；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地主失踪或无从恢复原状者，应由县政府征收，其地价应依法估价，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给予合法所有人，分年偿付。

但此前公布的《收复区土地处理暂行办法》则规定：“凡奸匪组织非法处分之土地，无论公产或敌伪财产或私人产业，概作无效”

，私人产业“一律发还原主”

。

因此，国民党在绥靖区的土地政策，虽然提出对现耕作者在租佃方面给予一定优惠，但其强调地归原主的原则，对已经通过中共土改而得到土地的广大乡村贫雇农而言，实为一次再剥夺。

而且即便如此，这一政策的实施范围仍然非常有限，只在江苏的4个县和安徽、山东、河北、察哈尔、陕西各2个县共14个县进行实验，其中开始实行的不过5个县。

内战开始后，流亡在外的地主“难民”

，以还乡团名义跟随国民党军回到原籍，向得到土地的农民追回土地和其他财产。

据国民党官员实地所见，收复区普遍存在“查封奸匪家属全部财产并驱逐之”

和“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账”

的情况，因为“各地方官绅均为地主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

。

有识者担心“佃农无钱无势，虽不服亦不敢诉讼。

若长此以往，实无异驱民为匪，自塞剿匪胜利之路。”

在苏北和山东，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徐州绥署曾规定，还乡团受当地县长及党政军联席会报指挥监督，必要时得派军队掩护，也即意味着地主可以在武力支持下向农民追索失去的一切。

蒋介石说：中共“不仅强迫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强迫佃农接受土地。

对于一个有志气而自食其力的农人，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无异是一种侮辱。

所以现在沦陷区内，不仅地主反对匪军，就是佃农也不满匪军。”

广大的无地少地农民听到蒋此番讲话该作何感想，是认为自己被“强迫”

“不劳而获”

得到土地是“侮辱”

呢？还是认为国民党不能通过土改给他们土地是“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