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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国共内战与土地改革（第1页）

第六节　国共内战与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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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解决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

国民党当政后，虽然承袭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

和“耕者有其田”

主张，也提出过若干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但始终“为一种口号”

，从未真正付诸实行。

中共则通过实践的总结，重视以解决土地问题发动广大农民，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中共提出了明确的土地改革政策，并以此为指导，在根据地农村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国民党则不仅在土地问题上没有新政策，而且更没有实施政策的动力与方法。

国共两党不同的土地政策，产生于双方思想认识、统治基础、依靠力量与战略战术之差别，并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战争的结局。

战后国民党的土地政策仍然沿袭了其纸上谈兵的一贯做派。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23日，行政院颁布命令，决定当年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减免田赋并实行二五减租，次年再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实行。

但此举遇到了地主的抵制，结果“田赋虽免，租之减否，无人过问，蒙其利者徒有地主”

。

据官方对华东、华中和华南9个省的调查，有8个省基本未实行，如湖南“实行减租者殆无一人，即该省关于推行减租办法亦尚未拟订，致全省农民期望政府施行保障佃农减低租额甚为迫切”

。

只有江苏在4个县份实行此令，其中减租户占农户之比例最高为50%，最低仅为2%。

当年减租不能实行，或有命令发布过迟、不少地区收获期已过的因素。

次年，行政院对《二五减租办法》又予修正，通令各地切实执行。

蒋介石并下令：“如有各省县不切实遵行者，惟该省主席与县长违令论处，一面并函请监察院属各省区监察使切实查报。”

但实际情况却是，“一般地主豪绅群谋抵制，迫令佃农更换佃约，实行增加租额或押金及规定其他苛例，如有不从，即借口撤佃，而地方调解租佃纠纷之机构，又多为地主豪绅所把持，农民痛苦无法申诉，故农民对此减租措施多未获实惠，且反先蒙其害”

。

二五减租是解决土地问题诸多方法中最为温和的一种，其难以实行，说明国民党无心真正下力量解决土地问题。

国民党并非不知道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据当时对22个省的统计，战后佃农占农户总数的33%，半自耕农占25%，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农村人口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

因此，“土地问题是解决国民经济的中心，土地问题合理解决，政治与军事便迎刃而解”

。

为此，国民党在战后也曾经不止一次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宣言提出：即刻规定耕者有其田之实施步骤及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收购大地主土地，分配给退伍士兵及贫农，并切实扶植自耕农，保护佃农。

按照宣言的精神，4月29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土地法》，规定私有土地实行最高限额，逾额土地、无主土地、空地、荒地等等，得由政府照价收买后，分给农民耕种，并以土地银行提供购地资金。

1947年4月，中国土地改革协会成立，萧铮担任理事长。

9月底至10月初，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地政会议，讨论土地政策等问题，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

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在不触动地主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以和平、渐进、改良、赎买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但是，任何方式的土地改革都将或多或少触及地主的利益并引起他们的反对，而地主又是国民党在农村基层依靠的主要力量，如国民党人所坦言：“我们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

，农村政策“表面上是说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辅助农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