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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中共力量的全面崛起（第2页）

，其表现一是“人心动向变了”

，在抗战以前“我们比较孤立”

，抗战时期“我们逐渐得到人心”

，现在人心问题已得到根本解决；二是国共力量对比变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

。

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政治上，在中共领导下，组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经济上，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总目标；军事上，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即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乡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先取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以俘获敌人的武器和人员补充自己，善于休息和整训部队。

毛泽东还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对农村的中农和城市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应注意团结和保护，不要侵犯他们的利益，“绝对不许重复”

过去的“左”

倾错误。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成为中共在“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

其后，毛泽东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这是毛泽东积其多年实践，总结中共成立以来尤其是抗战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集中了中共全党智慧所得出的思想精华。

1947年12月会议，标志着中共已经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路线。

此后，中共中央开始“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

。

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特别告诫全党在胜利形势下应该保持谨慎态度，“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

；“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中共此时已经认识到，在胜利形势下“左”

倾偏向正在发展，并将有损于革命的根本利益，因此在确定了革命总路线之后，应特别注意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就是在纠正“左”

倾偏向的过程中，毛泽东写下了那句日后家喻户晓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纠正土改“左”

倾偏向的同时，中共也注意到纠正城市工作中的“左”

倾偏向。

因为中共长期以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为工作中心，干部也多来自农村，对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缺乏认识与实践，故在占领城市的初期曾不断发生违反政策和纪律的错误。

如在中共最早转入进攻的东北，“除少数城市外，都曾发生过违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行为”

。

1947年11月，中共部队在关内攻克第一座较大城市石家庄，出现了进城部队乱拿乱搬物资、破坏生产设施的情况，城市秩序也发生混乱，“很久还不能停止，后来实行戒严，断绝交通，并枪决数人才停止下来”

；同时，还不恰当地以乡村清算恶霸地主的经验用于城市，提出工人、贫民当家，清产打人，“在全市引起恐慌”

。

中原部队对于公共建筑、工厂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

，被邓小平严厉批评为：“我们许多领导同志，至今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

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较农村更为复杂，简单地套用农村工作的经验用以指导城市工作，已被证明不切实际。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占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工作对中共的意义也越来越大，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