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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中共力量的全面崛起（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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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毛泽东十分自信地总结说：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1947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

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

军事方面，1947年7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已是不可能。

经济方面，蒋介石的经济1947年比1946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经济也有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恢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了，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

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

1948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

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

，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

。

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1948年3月，在战争形势有利于中共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离开了转战一年的陕北，前往河北平山县，准备与中共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等会合。

5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齐聚西柏坡，此地成为解放战争后期中共的指挥中枢，也是中共夺取全国胜利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此指挥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并部署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工作。

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区的党政军机构亦同时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兼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董必武任主席），同时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和华北大学。

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称华北人民政府，统一管理华北、华东和西北区的经济财政工作，并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再加入东北和中原两区。

华北区建立的各个机构，成为后来中共在全国建政时成立的各个机构的雏形，华北区政府的实际运作，也为中共治理更为广大的地域和人口提供了经验，并为中共其后的建政所借鉴。

9月8日至13日，在国共两军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回顾与总结了中共在战争开始以后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认为，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因此，“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应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提出准备在1949年内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由于中共在以往基本上处于分散的、游击式的环境，因此比较强调各根据地独立自主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但是，随着全国胜利的即将到来，各根据地不少自行其是的做法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一些弊端。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严厉批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

村有杀人之权。

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指在土改中对贫雇农群体之外的若干照顾政策——作者注）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他提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

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会议提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是在战略决战前夕，中共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表明，有了经过长期胜利和挫折实践锻炼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合乎国情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纠正了“左”

倾偏向，发展了最广大的统一战线，有可靠而富于成效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已经为夺取全国范围的胜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将拉开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壮观序幕。